中图分类号：J9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20)04-0124-06 DOI:10.3969/j.issn.1673-8268.2020.04.015 鸳鸯蝴蝶派与中国电影本土化的关系是近年来早期中国电影史研究的重要议题。电影本土化是西方电影技艺融汇传统文化形式和民族精神的过程[1]，这种“融汇”既包括电影内部的叙事调整和市场适应[2]，又包括电影外部的观众认知与认同建构，也就是本土化接受的问题。学界重点关注了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改编对电影的促进作用，如颜纯钧认为通俗小说在人物思想和情感的交流上所拥有的深广空间，在言语、动作和场景的细节设置上的极大优势，也使电影在抒发情感时更有望达到震慑观众的强度和力度[3]。钟大丰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电影在美学标准上最大的成果，就是对戏剧性叙事方式作为一种主流形态的确认[4]。这些文章承认了鸳鸯蝴蝶派小说作为电影“剧本”的间接作用，但忽视了其对早期中国电影观众认识、接纳电影的推动作用。 鸳鸯蝴蝶派以报刊为载体，以评论、杂记为渠道，用合乎中国人审美心理的方式将电影引入人们熟悉的日常生活中，用通俗语言阐释电影奥秘的做法，直接推动了早期中国电影的本土化。韩琛提到早期中国电影本土化的“无意识”的概念[1]，是与彼时的报刊环境有直接关系的。鸳鸯蝴蝶派在报刊中对中国电影的宣传、以电影为主题的创作、对中国电影的评论等“媒介话语”构成了对彼时公众“电影意识”的培养。公众的电影素养、电影共识与电影认同的产生，是中国电影“内部”的艺术与机制本土化的前提。 由于史料缺乏，早期中国电影观众难以被写进电影史[5]。本文试图填补从观众视野对早期中国电影进行研究的空白，从鸳鸯蝴蝶派培育早期观众的视角出发，重点关注鸳鸯蝴蝶派如何通过文本调度建立电影与观众内心的连接，并营造出合适的亲近感，将电影这一冷冰冰的技术物件与公众可感知、可理解的身边事物、生活经历和社会交往相融合，进而与他们的接受审美心理发生共鸣与共情化的反应，从而为审视早期中国电影的本土化发展情状提供重要的视窗。 一、后台隐私：公私互渗与场境合并 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在《空间感的失落：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中，提出了他对媒介、情境与行为的关系的看法。他认为“电子媒介倾向于消除现场与通过媒介的间接信息互动之间的差异。如今，人们无需亲临现场，就可以耳闻目睹他人的发言与容貌。电子媒介的广泛使用，开创了许多新的社会情境”[6]518。虽然鸳鸯蝴蝶派赖以刊发电影评论的报刊与梅罗维茨所说的电子媒介是有差异的，但报刊在当时的确算得上是新媒介，因此它塑造了新的媒介环境，起到了梅罗维茨所说的融合和改变原有物质生活场所情境的作用。 20世纪初，上海这一城市打破了传统的居住结构、社会结构和认知世界的结构，进化为以媒介主要是以报刊为信息集散点的社会，因此新闻成为结构社会、凝聚社会和制造共识的渠道。据王云五《战时出版界的环境适应》一文所述，“平时我国出版业百分之八十六在上海”[7]，其中很大一部分出版物是由通俗小说作家来掌持，据统计，鸳鸯蝴蝶派编辑刊物仅上海一地就达340种，发达的报业为这种以新闻媒介为核心的社会结构提供了基础。鸳鸯蝴蝶派在自己主编的报刊上发表的关于电影的新闻成为街谈巷议的焦点，徐宝璜在《新闻学》中论及“新闻之精采”的标准时，称其须为多数阅者所注意，而方式之一就是“人们对于著名之人物，虽素未谋面，而其一言一动，则多甚注意之”[8]。电影以趣味隐私的小道消息的形式进入了市民的认知空间。 鸳鸯蝴蝶派擅长传播电影人的小道消息，这与其参与制作电影的圈内经历和熟悉电影圈的人脉资源有关。在包天笑的《钏影楼回忆录》中，他记载了与《空谷兰》剧组去杭州拍戏的事情： “石川也来邀我同去，我也去了，同时演员、明星。一共恐有二十多人。他们先派人到杭州西湖去雇好一条船，那是一条大船，有舱有蓬的，比了苏州的那些画舫，还要大些。又在湖滨旅馆去定了好几个房间，演员中确有多人未曾到过杭州，便是杨耐梅、张织云也不曾作过湖上之游呀!所以这一回大家兴高采烈，经过三天两夜，外景拍成，回到上海。”[9] 从中可见包天笑与剧组人员的亲密关系。周瘦鹃在《明星失明星》中说郑鹧鸪“为人甚干练，能尽瘁于公共事业，比投身影戏界，又能专心研究，崭然露头角”[10]。在《圆颅英雄与觉悟》中说凌怜影“曩以新剧悲旦鸣于时，恨海一剧，久饮香名，自去红氍鯂，习陶朱术……比忽手创三星影片公司”[11]，也显现出周瘦鹃与电影人的深交。 若论熟悉电影圈内情的“局内人”，徐碧波更堪此号!他是熟知电影人内情的友联公司的具体经营者。徐碧波在《影事前尘录》一文中讲述了他所见、所经的有关电影人的故事。如影星林雪怀因欠债赌博欺骗徐碧波签字而骗取周世勋的钱财，从中可见林雪怀不但在与胡蝶的情感纠葛中扮演了负心汉角色，而且在人格上也是有缺陷的[12]。而路明之名非陈铿然所取，乃路明自己取自“心地光明”之意[13]。这些有关电影人的故事皆为一手见闻，读者十分感兴趣。徐碧波在《徐园星聚记》一文中则描述了电影公会在徐园召开成立大会的事情，提到了杨耐梅、韩云珍“娇憨”登台，云珍“穿着黑纱袍，戴着巨大的耳环”[14]。他另一篇《会场见闻》讲述了电影人在中央戏院公演时，影星宋痴萍与他握手寒暄，宋君“谈吐潇洒，精神奋发，出言都中肯要”，梁赛玲穿着红色的绸缎衣裳，和时报记者亲密交谈[15]。这些描写如镜头般重现了明星云集的场面，一解时人好奇之心。汤哲声指出，鸳鸯蝴蝶派小说有新闻化的倾向[16]；反之，其新闻也有小说化的倾向。徐碧波谈及演员路明的成长经历时的一段笔法颇似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