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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40余年发展历程中的地方政府创新，对社会建设、国家建设与市场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其是执政方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价值供给功能。 1978年的中国社会发展呈现出三个层面的结构特征：政治组织的全国统一(中央威权的基础)、地方经济和管理模式的多元化与社会张力结构持续增加，这构成了观察地方政府创新“为何发生、何以持续、如何扩展”的一个整体性框架。我们在多案例的长期追踪研究中发现，通过地方政府创新，中国实现了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自下而上的扩展与横向复制的扩散，实现了从经济改革到管理创新的分层次分权的发展结构。由于采取了分层—分权，而不是一揽子放权，地方政府创新作为一种治理资源，有序地嵌入地方经济市场化和社会结构多元化的发展当中，使得超大规模的社会呈现出地方支撑的发展结构，从而分解了整体性社会发展的任务，形成了中国各个区域发展的政府创新资源嵌入，这提供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地方化基础。 地方政府的创新功能发挥，使得中国社会发展结构具有了“威权—分层—分权”结构的地方内涵，实现了国家整体性社会发展任务分解的地方化机制与社会危机化解的地方结构，以及民主化的地方进展载体，这正是地方政府创新对中国发展路径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所在。
图1 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构关系图示 “民主”可以在社会主义名义之下被借用来促进社会与市场的发展，实现经济市场化和社会部分领域的自治；“科学”可以在现代化的名义之下被作为工具，用来实现工业化、城市化，被用来推进管理的科学化、绩效化和国际化。但是“暂时借用”和“真正使用”的界限如何平衡和拿捏，过去与今天一样，对于单一执政的权力中心而言，都是一个致命性的难题，当然，社会本身并不在乎究竟是借用还是使用，它会一直按照其社会规律前行。 截至今日，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在改革开放40余年的历程中，在强调高度政治统合——中央威权控制的体制下，中国社会基本实现了有序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在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结构变迁方面，因此，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它具体通过什么样的实践路径，实现了对“文化大革命”这一社会发展危机的化解？其中有没有一个结构性过程的存在，并且能在理论上得以合理解释这一进程何以可能，并且这一过程能否持续，即如果持续进展，它“摸着石头”到最后，要过的是一条什么样的“河”？ 如果这一结构性过程无法持续，那么它崩溃的可能性在哪里？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重新回到启动前的历史阶段，还是一个新的发展结构？ “显而易见的规律性构成了政治行为特殊性的基础，现代化过程通过比较性的经验研究得以最清晰的说明。”②地方政府一直被视为政府改革的试验田，取得的成功经验经常被其他政府吸收和借鉴(Douglass M.Ihrke，2006)，这是国际范围的普遍经验。由于规模较小且决策迅速果断，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倾向于进行创新(Gabris，Golembiewski，1996；Bickers，Williams，2001；Oakerson，1999)。这又构成了地方政府创新的最基本优势，即使中国政府体制强调中央和上层政策的引领性，但是这种不同层级的创新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人用“船小好调头”这一句话来委婉地表达地方的优势。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是显而易见的，但“规律性”却并不那么明显，已有的研究基本上集中于具体案例或者跨案例的分析，需要在地方政府创新比较研究基础上进行规律性考察，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扩展的路径如何形成，以及未来如何形成结构化的创新扩展？这构成思考中国现代社会发展路径和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规律的核心问题，也是思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完成这一命题的基础，更是各个学科思考中国40余年改革开放路径的基准点。这构成了本文主要问题的聚焦，也是论述过程展开的中轴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