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截至2018年底，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高达59.58%①，但在高速城镇化背后所隐藏的是高昂的资源和环境的消耗。新型城镇化战略是基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增长、城镇化增速放缓的现实，为了解决只追求规模宏大而忽视质量水平的城镇化进程中凸显的人地矛盾、城乡差距扩大等问题，对城镇化本质、方向的再认识。新时代，要推进新型城镇化不仅要解决资源环境等方面的问题，更要解决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发展不平衡等所引发的现实矛盾。相较于传统城镇化来说，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城镇化，而是以农民利益为核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旨在促进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农村社区等主体相互促进、协调共生，实现人的“无差别发展”。自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后，我国在城乡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段时间以来，因国家政策的变化和调整等因素，纵向比较来看，农民收入渠道增多，总体收入不断增长；横向比较来看，与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相比，农民收入较低。乡村在为城市发展提供支持的同时也遗留了许多“乡村病”。党的十九大报告适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特别是在2018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根据党的十九大的部署，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2019年12月21日召开的2019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集中资源、强化保障、精准施策，加快补上‘三农’领域短板”②。很显然，继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重塑城乡工农关系、释放乡村发展活力的“抓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民生保障制度中还着重强调“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③。现阶段，我国城乡、工农协调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明显缩小，农村资源要素向城镇的单向流动已经转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但是，总体上的城乡二元结构还未破解，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尚未均等化，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机制未有效建立。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依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只有实现城乡资源要素双向充分流动，才能比较彻底地打破现存城乡二元结构，才能在乡村打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新引擎，实现城乡双轮驱动，全面融合、共同繁荣。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环境下，需更加强调化解城乡二元体制机制矛盾，改变城乡分离、此消彼长的发展格局，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共同推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进程。 二、相关文献综述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的概念之后，《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2014-2020年)》的出台标志着新型城镇化概念由理论走向实践。在新时代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党的十九大适时地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旨在高质量地发展好农村，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从顶层的路线设计到政策落地，学术界对两大战略融合发展的研究投入极大的热情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就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建设的关系而言，学术界普遍认为二者是互促共进的关系。康永征、薛珂凝(2018)认为：“农村现代化与城镇化之间不再是过去‘此长彼消’的相互关系，……形成一种相互促进、互相推动的新型关系”④。汪锦军等(2019)认为，乡村振兴战略与城镇化战略不是相互冲突的，两者本质上是相融相通的⑤。唐惠敏(2019)认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价值坚守是一致的”⑥。蔡继明(2018)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同步实施，才能取得预期效果”⑦。陈丹、张越(2019)认为“新型城镇化结合了产业发展与城镇建设，以城乡结合部为中心发展特色小镇和中心城镇……引导乡村产业高效健康发展，激发乡村发展新活力”⑧。 就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建设的融合发展而言，学者们也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如徐维祥等(2019)基于空间粘性理论，深入剖析了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机理，将战略耦合模式分为依附式耦合、吸收式耦合、反哺式耦合和交换式耦合，并就此提炼了实现路径⑨。王韬钦(2019)认为，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如何避免“建设性”破坏以及统筹城乡互动发展是无法回避的话题⑩。张东玲(2019)认为，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对本地市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11)。 就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建设发展而言，卓玛草(2019)认为，只有深刻理解中国城镇化道路独特机制和“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协调推进道路的模式选择才能实现农村的高质量发展(12)。陈丽莎(2018)则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合作是通过新型城镇化带来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基本策略，“通过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合作，实现城镇利益和乡村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市场主体利益的多赢”(13)。何茜、温涛(2018)认为，“坚持市场导向的县域金融发展及金融市场的完善和市场导向的城镇化道路，才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14)。齐骥(2019)认为，“要探索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机制，充分发挥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15)。蔡秀玲、陈贵珍(2018)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将乡村与城市确立为并行发展的两个主体，实现乡村与城市有差异化的发展，使城乡要素在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下双向流动、优化配置”(16)。丁静(2019)则认为，要“激发城市资源要素活力，应以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为纽带，统一谋划城乡产业对接互补、协调发展，为城市剩余资本寻找出路”(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