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在国际环境方面，世界经济进入大国博弈新时期，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变革，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正在重构，新一轮科技革命、场景应用革命、产业变革同步爆发与世界经济版图调整成为时代发展主线。在国内环境方面，我国将由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国际规则和国内战略面临重大转变，工业化进入深度提升后期，城镇化进入高质量转型后半场，改革向全方位、深层次系统推进，对外开放向高水平、宽领域迈进。 一、全球供应链布局发生变化，国际竞争规则重置 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和生产组织网络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世界经济结构、经济地理和经济格局面临重构，赛场在重建、赛道在转变、规则在重制，给我国产业发展带来挑战，也为我国成为新竞赛规则的重要制定者、新竞争赛场地的主导者提供了机遇。 (一)全球新的经济圈正在逐步形成，供应链区域化特征明显增强 全球供应链有从开放性“全球模式”向区域化“俱乐部模式”转变的趋向，由以欧美日韩主导研发设计、技术供给、品牌营销、关键设备和零部件生产，中国和东南亚等国家承担加工组装制造，中东、拉美、澳洲及俄罗斯提供能源和原材料为特征的开放性“金三角循环”格局，逐渐演变为以美国为主导，加拿大、墨西哥及其他相关协定国共同组成的北美经济圈、欧盟经济圈及以东亚为核心的亚洲经济圈“三足鼎立”格局。全球产业链中原有互补性、合作性产业体系转向替代性、竞争性产业体系，这将倒逼我国加快构建“以我为主”的供应链，向供应链高附加值环节攀升，掌握分工网络的主导权。据麦肯锡公司测算，2013年以来区域内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提高2.7个百分点，目前欧盟28国和亚太地区超过半数的商品贸易在区域内进行。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背景下，疫情防控也可能会被贸易保护主义者扭曲和利用，一些国家可能会以维护本国公共健康之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全球范围内“零库存”配置资源生产方式也让各国担忧供应链“中断”风险，可能加剧供应链本土化、分散化。 (二)全球供应链布局导向出现新变化，从成本节约转向成本降低与风险分散 欧美发达国家为扭转因过度倚重虚拟经济导致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危机加重的局面，纷纷推行再工业化战略。同时，越南、印度等新兴国家工业化步伐加快，劳动力、土地、能源、环保等成本优势显著，我国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将直接跨过中西部地区向东南亚国家转移。中美贸易摩擦更加速了这一趋势，许多跨国公司纷纷按照“中国+1”的思路，即在中国之外再建其他生产基地，以降低生产成本和规避中美贸易摩擦风险。我国产业外迁压力增大，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受挫，产业接续发展的“中国雁阵”发展路径发生改变。从国内产业转移看，以纺织业为例，我国纺织业转移动力逐渐减弱，中西部地区除新疆外，多数省区纺织业在调结构过程中增速不断回落。同时，据广东省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广东省共有125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转移到东南亚地区。对广东省9000家出口企业的调查显示，计划在海外投资的企业占19.5%，持观望态度的占38%，40%的企业认为外迁趋势还会持续。此外，110家台资企业中，24家计划向东南亚地区外迁。在此背景下，“十四五”时期我国区域产业发展不平衡、结构不合理问题可能更加突出。 (三)国际经贸规则面临重大调整，“三降”成为国际贸易规则变化新动向 从国际合作与贸易趋势看，国际关税、贸易壁垒等因素推高了各环节运行成本并降低了生产效率，使跨国公司管理模式发生变化，“三降”即降关税、降壁垒、降补贴成为应对国际贸易规则变化的新动向，但全球南北经济不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不一致，使全球贸易自由化难以实现。在此背景下，按“朋友圈”做生意盛行，区域性“三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成为国际贸易新趋势。随着全球经济“东快西慢、南升北降”格局的持续演进，中国、印度、东盟等亚洲板块快速崛起(见图1)，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博弈进一步加剧，贸易摩擦将常态化，全球范围内配置技术、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资源难度增大，全球经济区域性发展态势将更加明朗。
图1 2008年以来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GDP份额及增速 (四)对外开放挑战与机遇并存，我国国际分工地位有望提升 在全球经济格局调整背景下，发达国家一方面通过制造业回流政策，将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环节和产业撤出我国；另一方面，不断构筑先进、核心技术外溢壁垒，切断我国技术引进吸收路径。在我国诸多领域“技不如人”、受制于人及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瓶颈短期内难以取得突破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改造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将放缓。但这种全球经济格局的调整也为我国带来了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历史机遇。第一，劳动密集型的制造环节外迁到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将倒逼我国企业向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环节攀升，主动构建以我国为主导的区域性“三链”。第二，我国在消费品工业和原材料型重化工业积累了一批优质产能，可借助“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开展国际合作，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的跨国公司，推动我国从产品输出向设备、技术、服务、品牌和标准输出转变。第三，当前我国疫情已取得好转，经济逐步恢复正常运行。北美、欧盟等正试图推行制造回流，但其为疫情“重灾区”，部分产业反而大概率向中国转移。从东亚、东南亚及南亚等区域看，日韩制造业比较优势不及我国，越南、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难以承接如此大规模的生产制造体系。我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更是无可替代，有望成为全球资本资产的“避风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