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生活的主要背景，它构成了当代中国审美现代性得以生发的基本语境。城市是陌生人的集合，他者性乃是城市的本质特征。而从自我出发抵达他者的前提，是主体对身体有着明确的意识。诚如学者在讨论胡塞尔的身体观念时所言，“对于他者的经验总是一个对于他者的身体性显现的经验，因此，具体的主体间性必须被理解为肉身化的主体之间的关系”①。就此，要讨论当代中国的审美现代性，就不得不聚焦于身体的现代性——是身体的交互，才使主体情感得以“诱惑—发生”“传达—接纳”或“传达—拒斥”。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情感的美学意义才具有伦理学的效果。如果说身与物的互动体现了主体(莱布尼茨单子式)与主体间性的哲学特征的话，那么身与身的互动，则体现了美学由主体间性转向他者性的过渡。身体的接纳与拒斥，确凿无疑是对他者的情感、态度和立场的伦理显现。但是，伦理并不仅包括情感，电影艺术也必须“允许道德的延伸和渗入，既不受范围的局限，也没有种类上的例外”②。 本文尝试以21世纪初期的中国城市生活电影为例，尤其聚焦以第六代导演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城市叙事，讨论身体在当代中国审美现代性中的不同表征，从而彰显日常生活与现代性“既相互彰显，又彼此遮蔽”③的复杂关系，力图从身体互动的角度考察城市社会阶层关系，并对当代中国审美现代性进行梳理。无论身体，还是附着于身体之上的情感、精神，在现代社会中都必须具有显而易见的他者性和可沟通特征，才能促使中国的城市生活及其社会结构走向参与、融合。 性和暴力：生理态身体作为起点的两种形式 身体一词具有极为含混的意义，它视肉体与情感意识为一体。“本己身体所感觉到的对象以及平时人们所能看得见、摸得到的特有的‘躯体’，德语却只有一个词来表达，那就是身体(der Leib)”，这导致了“本己身体所感觉到的对象被误解为特殊躯体和灵魂的混合体(器官感觉)。到了上个世纪，哲学家们才解释这种本己身体(看不见、摸不到)的感觉方式，提出了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建构的基础”④。如果将施密茨所言“看得见、摸得到”的身体单列出来，而暂时悬置身体的情感需求的话，这种“生理态身体”(physical body)即是通常所谓“肉身”(soma)，是人们据以交往和认识世界的物质基础。⑤ 在日常生活中，生理态身体除了吃、喝、拉、撒、睡等生理需求外，在人际交往上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性和暴力。显然，它不是施密特意义上毫无感知的“特殊躯体”，而是带着本己需求(欲望)的“肉身”。在当代中国城市生活电影中，肉身互动往往是情感交往事件的起点，情感演绎多来源于生理态身体。 章明导演的电影《结果》(2006)原名《怀孕》，英文名是“Before Born”(出生之前)，这对“肉身”的意义(怀孕)做了辩证的阐释：它出现在本真的人际交往关系(born)发生之前(before)，也暗示了交往事件的“结果”。 《结果》所涉主角的身体，都可视为缺乏情感关联的“肉身”。致使虞染、小单怀孕的李崇高惧怕负责而躲避至故乡北海；小单男友王勃及其委托人黄光亮到北海寻找李崇高时，又分别与虞染发生了身体关系。可是，五个人的身体相互之间都不存在可信的情感交往。也就是说，李—单、李—虞、王—单、黄—虞、王—虞这五组身体关系都近于生理态的肉身关系。而除了影片没有充分交代的前三组关系之外，黄光亮与王勃先后和虞染有染正好构成电影前、后部分的叙事内容。 虞染之所以会与黄光亮、王勃发生身体关系，与其年龄(20岁)、性别(女)、身份(外地人)、经济状况(缺钱)等都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其生理态的身体状况——怀孕。整部电影色调混乱、阴沉，暗示了缺乏情感交往的身体伦理是无法自证其身的，但它却可以作为情感交往发生的起点。如虞染很可能是出于为腹中胎儿寻找父亲，才与王勃发生关系的；而与黄光亮之间则是为了钱。 同样说明了这一问题的是《日日夜夜》(2004)。矿工李广生与师娘吴秀莲的“犯浑”(偷情)，也谈不上有情感附着，而是因为师父“身子骨不好”。他俩之间的身体关系，以及师父的去势、儿子的痴呆，都可以看作是事件发生起点意义的“肉身”。特别是在矿难中，李广生未能救出师父(他自认为是自己“害死了师父”)之后，他的“那个东西硬不起来了……做不了了”，更暗示了师父的去势正是李广生阳具存在的理由。李广生的身体只要在情感匮乏的师父家，就只能是工具性的“肉身”——他既要满足师母的欲望，又要照顾师父的痴呆孩子阿福。 这种叙事把去势的男人当作一种肉身存在。尽管它没有与其他身体进行互动的能力，但却成为新身体事件的起点。这从第五代导演的农村电影到第六代导演的城镇电影中都有所显现，可以视为城镇化进程对传统乡村社会的“收缴”与“阉割”，即从起点上就削弱对方的身体。无论是《日日夜夜》，还是《二嫫》(1994)，去势男人都来自乡村，而其对立面均是“都市”。 与性作为肉身本己需求近似，暴力也是人际交往的一种肉身范式，特别是个体进入群体的生态法则。在城市语境的人际交往中，原始意义上的身体暴力(弱肉强食)本不该显豁。⑥可是，在21世纪以来的中国城市电影中，隐匿的身体强烈拒斥现象却如此普遍，以至于成为现代城市生活整体焦虑的个体显现。特别是进城者的身体，一旦被城市过度的资本所物化之后，便可能沦为失去情感生成与表达能力的肉身，进一步陷入性与暴力之中。《江城夏日》(2006)里，从农村来到武汉的陪酒女李艳红工作时，因夜总会老板刘鹤的召唤而冷落了客人唐某。唐某派手下划伤了她的胳膊。刘鹤看望住院的李艳红时说：“打你的那个人，我已经把他废了；还有那个姓唐的，我一定要去废了他”，“那个姓唐的，明摆着是冲我来的”。这两句话，看似同情李艳红，但其实摆明了李艳红的身体只不过是唐—刘之间暴力冲突的发泄对象，它并没有自己的情感独立性。而比李艳红更早进城的哥哥李学勤，拿自己的肉身当路障协助刘鹤团伙抢劫奥迪车，最终被撞身亡，也说明了这一点。李艳红被砍、怀孕与李学勤身亡三个身体事件共同促使刘鹤产生忏悔之情，在入狱前给李艳红留下一笔钱。而当李艳红重返乡间时，她坐在秋千上与父亲一起回忆往事，电影色调由冷变暖，则暗示着肉身又重获情感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