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化对国际国内金融形势的认识，正确把握金融本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当前金融形势的精准把握，是今后一段时期开展金融工作的基本遵循。一方面，金融的本质在于服务实体经济。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现阶段来自金融“血脉”的资金“养分”无法被保质保量输送至经济“肌体”，导致金融资产日益膨胀与实体经济增速放缓并存，金融部门资金空转与实体企业融资困局共存，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重大结构性失衡”。另一方面，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对金融业提出更高水平的建设标准，单靠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现需求侧短期总量调控已不能满足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要求。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金融服务的供给侧，深入结构性问题“内里”，是扭转金融与实体经济错配失衡的治本之策。本文基于金融结构理论的研究基础，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采用比较分析方法，考察我国金融体系的结构性矛盾与问题，并从体制改革的角度提出对策建议。 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逻辑与理论基础 (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逻辑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向金融领域的延伸。厘清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义，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逻辑中找答案。一方面，市场供需关系是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供给与需求的辩证统一，即新需求催生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而非将两者割裂开来。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造成结构性问题的现实推力。当前我国经济关系的基本事实是需求侧并非动力削弱而是目标转移，供给侧并非体量不足而是结构错配，因此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这就决定了当下的主要任务是调结构。另外，用好市场与政府“两只手”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关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特别是政府要精准把握好在供需调节过程中的“度”。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一脉相承。从供需关系看，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样不是片面关注供给侧，而是以实体经济、人民生活的金融服务需求为实际出发点。从矛盾变化看，一方面，国有企业、地方政府、房地产等部门集聚资金过多与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制造业等可融资金过少的固有矛盾十分突出；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实体部门、人民群众对资产管理、投资交易、财富增值等新型金融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需要金融部门的供给侧匹配。事实上，金融供需两侧新旧矛盾所体现的结构性问题恰是我国当前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真实写照，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以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为目标，以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为根本任务，努力实现金融业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开放。 作为改革主体，金融供给侧结构涉及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等多个维度，而金融结构理论正是以包含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在内的金融系统供给方的结构为研究对象，因此可以作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的一个视角。20世纪60年代，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将金融结构定义为同类型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存在、性质以及相对规模，为许多西方学者沿用或借鉴至今。例如，已经写入教科书的“比较金融体系”便是通过计算、比较不同经济体大量指标数据从而将融资结构明确划分为以日本、德国金融结构为典型的银行主导型和以英国、美国金融结构为典型的市场主导型两种基本形式。在国内的研究中，金融结构由关注金融要素具体形态与数量比例向强调金融系统内在联系与整体配合方向进一步延伸(王广谦，2002)，最终制度安排等要素也被纳入其中(林毅夫等，2009)。本文认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单纯以完善金融结构的形态与比例为目标，更是对金融服务供给与金融制度建设缺陷的根本性调整。 (二)金融结构的形成机理与影响因素 探求金融结构的形成机理，既有助于解释金融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来源，也能够为解决结构性问题提供思路。经过长期发展，世界各国金融结构不断分化、变迁，衍生出银行主导型、市场主导型甚至均衡发展型等迥然不同的结构模式。作为描述一国金融体系整体框架的经济度量，金融结构的形成与变化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考察金融结构形成的微观机理，狭义的金融结构实际上反映了以实体企业为代表的金融参与主体在既定金融制度安排下的融资需求及行为偏好。由于破产成本、代理成本、经营风险、市场摩擦等因素的客观存在，企业存在寻求最优资本结构的强烈动机。例如，杨子荣(2019)研究发现，企业盈利能力的分布决定了特定发展阶段企业最优融资方式的选择，因此直接催生了企业对具有比较优势的融资方式的需求。在强烈的需求效用下，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快速发展、成熟，又反作用于微观企业的融资选择偏好(Demirgüc-Kunt & Maksimovic，2002)。推而广之，其他实体经济部门也具备相应的融资需求与偏好，即所谓的“市场力量”。在正反馈机制作用下，市场力量不断强化，诱致金融结构朝复杂化方向升级。此外，实现最优资本结构的生产企业将直接推动产业升级，改善经济布局，中观产业层面乃至宏观经济层面金融需求均将发生改变，从而推动金融结构进行螺旋式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