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技术恐惧：一种社会心理现象 在西方社会，对新技术的恐惧是一种常见的社会心理现象，伴随特定的科技发展历程和社会文化传统。早在启蒙运动时期，当人们为科技力量的强大和理性的扩张而欢欣鼓舞时，卢梭等激进的思想家就曾大力批判科学技术是使人类社会道德没落的根源。他在《论科学与艺术》中感叹道：“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并且这一现象是在各个时代和各个地方都可以观察到的。”①这种对科学技术的焦虑甚至畏惧，不仅萦绕在思想家的心头，同时也自发地出现在底层大众的现实生活中。在工业革命时期，随着机器大生产逐渐替代了手工劳作，使大批手工业者破产，英国诺丁汉等地相继爆发了工人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从此“卢德分子”就成为一切新科技反对者的代名词。法国大革命之后，大规模的政治迫害以及社会秩序的混乱，使人们对启蒙运动的“理性王国”幻灭；在此背景下，西欧文艺领域产生了浪漫主义思潮来回应理性主义及工业文明对自然生态、社会和人性的破坏。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的长篇小说《弗兰肯斯坦》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真正的科幻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弗兰肯斯坦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创造出一个怪物，这个怪物在某种意义上正代表着渗透进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水平，预示着科技革命的悲观前景。“弗兰肯斯坦作为一个技术文化的隐喻符号在西方世界牢固地确立下来，成为预示一切由人创造却反过来奴役和毁灭人的技术事物。”② 19世纪20世纪之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竞争阶段步入垄断阶段，技术的异化和压抑的人性使得“敌托邦”(dystopia)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心态的折射。大众文化方面，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描述了人们对未来世界生物科技高度发达而磨灭人性的恐惧。在思想界，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揭示了科学技术在当代工业社会对人的统治与压抑，他们把技术看作意识形态和新的统治形式，认为技术本身就是异化的根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的爆炸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技术异化及其复杂性后果的认识，使全世界从此笼罩在核恐惧的心理阴影之下。自此，科学技术与人文主义的鸿沟更难弭合，“技术恐惧也就不仅仅是针对技术发展的恐惧，更是对技术与社会复杂的内在关联及其衍生物的恐惧。”③20世纪70年代初，信息技术革命开启了西方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但是全面信息化带来的深刻变革也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心理不适和技术恐惧。科幻电影《终结者》《黑客帝国》等描绘了一个由机器人控制的未来世界，人工智能专家渥·维克在《机器的征途——为什么机器人能统治世界》中也谈到这种趋势：“可能机器会变得比人类更聪明，可能机器会取代人类。”④1996年克隆羊“多利”的诞生，让人们对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心理恐慌。《异形》《第六日》《星球大战2：克隆人的进攻》等影视作品不断地向人们传播生物技术和转基因产品的可怕后果。进入21世纪以来，大数据、物联网、智能设备等新技术的发展增加了普通人对个人隐私的关注，震惊全球的“斯诺登事件”和“剑桥分析事件”更是让大众惊呼“隐私终结”的时代已经到来。自反乌托邦电影《一九八四》上映以来，“隐私终结”的主题再次出现在《绝对控制》《圆圈》《匿名者》等科幻电影中，无疑是对大数据在社会实践层面技术异化的一种真实反映。综观这些作品，我们可以发现西方科幻电影对未来社会“无隐私状态”的想象呈现出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专制政府统治下的全面监控社会；隐私成为有钱人和权力阶层的特权；人类认知和记忆的真实性再也无从辨别；技术预测并决定了人的命运。这种对“隐私终结”社会的想象，讲述的其实是西方社会对其民主政治赖以维系的基本价值自由、平等、信任、人类尊严和自主性遭遇技术挑战的焦虑与恐惧。 二、监控社会：植入身体的“心灵之眼” 正如一些社会学家把当今社会称为“消费社会”“信息社会”“网络社会”一样，马尔克斯(Garty T.Marx)在1985年的一篇文章中把当代社会称为“监控社会”。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描述的极权统治正在成为我们生活的现实。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引用了边沁1787年提出的“圆形监狱”的设想，认为权力可以依靠监视而不是惩罚来发挥作用。这个“圆形监狱”是这样设计的：“一个像圆环一样的环形建筑。在中央造一座塔楼，上面开很大的窗子，面对圆环的内侧。外面的建筑划分为一间间的囚室，……可以让看守待在塔楼里，把疯子、病人、罪犯、工人和学生投进囚室。简言之，地牢的原则被颠倒了。阳光和看守者的眼光比起黑暗来，可以对囚禁者进行更有效的捕获，黑暗倒是具有某种保护的作用。”⑤“圆形监狱”就是这样通过建筑的结构和光线的作用，使囚犯生活在一种持续的监视目光之中，并形成强大的威慑力量。 如果说福柯的权力运作机制可以称为“权力物理学”，是借助建筑、光线、知识和分类等手段来实施监控的，那么在信息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权力就应该是一种“信息的权力”。遍布于社会各个角落的视频监控系统不知疲倦地监视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如果需要的话，几乎可以通过摄像头找到任何一个人每天外出活动的轨迹。网络数据库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和挖掘，以及数据库之间相互关联的技术，不但可以在空间上实现对全社会的覆盖，而且在时间上还具有连续性和自动性。用福柯的话说，权力的“中心点应该既是照亮一切的光源，又是一切需要被了解事情的会聚点。应该是一只洞察一切的眼睛，又是一个所有目光都转向这里的中心”。⑥在福柯的基础上，马克·波斯特提出了“超级全景监狱”的概念，他认为数据库通过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换与整合，通过对公共与私人界限的颠覆，实现了对个体的全面监视。数据库作为“超级全景监狱”，是“后现代、后工业化的信息方式下对大众进行控制的手段”；“权力的毛细血管式的延伸触及规训社会的整个空间，福柯所注意到的这种情况在今天已经远为完善了。”⑦ 科幻电影《匿名者》将未来世界里监控的深入程度推向了极致。当人类社会发展到2030年时，每个人从一出生就在瞳孔里被植入名叫“心灵之眼”的晶片，只要一睁开眼，所见之物便会连接至云端，所有的行为都被监控和记录，执法机构可以随时调阅和查询。在街头行走的每一个人和物都有数字化标识，作为警察的男主角欧文可以用眼睛直接读取普通市民的个人信息，包括对方的姓名、年龄、职业、身份等。在电影对未来监控社会的想象中，人眼直接变成了摄像机，所看到的一切场景均可被记录、储存和读取。对个体的监控不仅来自这个个体所接触到的所有人，还来自个体自身所看到的外部世界。监控不仅限于个体的身份和行为，还延伸到对大脑的控制。在这个令人窒息的社会里，虽然犯罪率降低，但人们从此失去隐私，个体再无藏身之所。在影片最后，连警察本人也开始反思政府随意调用个人的记忆是否合理合法。反对专制政府对个人的监控，捍卫个人自由的基本价值，正是反乌托邦电影一以贯之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