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当代电影》提出了“再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这是就1979年张暖忻、李陀发表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引发电影美学理论和电影语言热潮后，又一次发出建构中国电影理论的声音。针对当下的电影理论发展和电影实践的现实经验，电影理论家们提出了“共同体美学”的美学理念，将电影观念的发展与变化贯穿到电影理论本体的研究中去。“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在历史上已有很长的渊源，然而更多的运用却是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中，文艺理论中亦有“共同体艺术”的概念提出。但把“共同体美学”这样一种明晰的美学观念引入到电影理论的建构中却是新近出现的。共同体美学理论是否能够建立出体系，其是否适合于进入电影研究领域或者以怎样的方式进入电影研究领域，是值得探讨和深入思考的。 一、电影理论中的从“共同体”到“共同体美学” 电影理论中先于共同体美学概念出现的是“共同体”这个专业性术语在电影研究中的使用。“共同体”作为学术话语进入电影研究视野的时间并不长，其中包含了民族自觉、文化认同、区域共享、审美共通等多层次内容。 (一)电影批评分析中关涉共同体的研究 将共同体理论引入到电影研究中，首先是关涉民族电影的探讨。其中安德森和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成为主要的引用对象。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提出，“民族归属(nationality)，或者，有人会倾向于使用能够表现其多重意义的另一字眼，民族的属性(nationness)以及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的人造物(cultural artefacts)。”①在安德森看来，族群认同是人的主观建构，民族是存在于想象中的共同体，因此只能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人造物”。但安德森又特别指出，这种想象的共同体并不是“虚假意识”的产物，它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而滕尼斯则指出，共同体是指由“本质意志推动的，以统一和团结为特征的社会联系和组织方式，它以血缘、地缘和精神共同体为基本形式”。②可以看到，滕尼斯认为，共同体的构成是人的自然本性所致，在本能、习惯和记忆的推动下，建立起统一团结的集体，以家族、居住社区和精神的相通构建的共同生活。他们彼此亲近，具有同样的信仰和需要，并紧密地凝结在一起。中国的电影学者首先在民族认同上接受了这一理论，认为电影中蕴含着表达民族共同体的特性，作为地域、血缘和信仰相同的民族精神是艺术的文化之根，不论是民族共同体还是“想象的共同体”，都是人类的精神世界建构，而电影则是表现人文精神的文化艺术。因此，民族认同、家国意识等共同体精神是渗透在电影骨血之中的审美追求。 2008年，丁亚平评介主流电影的时候，已经自觉地运用了这样的理论，提出了“归根想象”这个概念。他认为电影的传播影响力极大，在电影表达的不断丰富中，“传播具有民族共同体色彩和国家意识的审美认知，体现出一种归根想象的趋向和品格风貌”。③丁亚平提出电影的“归根想象”就是对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共同体理论的回应，而电影表达是否具有共同体精神的追求则成为判断电影内涵深度的一个标志。之后，他对于影片《我们俩》的分析中，认为影片从四季变化中凸显出俗世的丑恶与冷漠，而作为人类生存的社会，本应该是一个文明共同体，有着对于相通情感的共同追求——比如幸福、人与人之间的关爱等等。不难看出，这种理论的根源来自于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中族群认同理论体系。在共同体的理论中，生活在共同体中的人们是幸福的，他们具有相同的精神追求，共同体内部结构统一团结而稳定，能够真正体现人的本质属性。然而，这种想象的共同体与现实差距很大，而电影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借此矛盾引发的张力，达到对于“真、善、美”文明共同体的呼唤。同年发表在《电影评介》上的王茹对李安电影的解读也是来自于安德森“以民族为起点”的共同体研究。安德森认为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谈及民族共同体时总是会联想到友爱互助、同呼吸共患难的民族情感。虽然现实中民族内部并不那么和谐，但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④关涉民族大义和家国意识的电影不胜枚举，而王茹认为李安电影《色·戒》中的全部故事展开就在于解构王佳芝的想象中的民族共同体。王佳芝出场就是为民族大义以色迷惑并最终达到刺杀汉奸的目的，其脑海中的“民族大义”概念，即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的建构是被利用和欺骗的，所谓的民族大义不过是汪、蒋的集团斗争，带着信念、怀揣着药丸执行任务的王佳芝，随着故事的推进个体意识开始觉醒，电影的基本逻辑起点就是“想象的共同体”成立与幻灭，⑤最终在易先生的心灵与物质关怀之下个体意识击破共同体想象，故事的张力就在这种矛盾中形成。这种对于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共同体解读还被广泛地使用在研究少数民族电影的成果中。巩杰在解读藏地电影中就对这种理论的接受更为彻底，他直接提出藏地电影就是“藏地本民族视阈下的文化审美共同体。藏族导演也在寻找对本民族、种族属性和自我身份的建构和认同”。⑥除了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外，有的学者将共同体延伸到群体的意义上，并非专指固定在地域之间的民族或国家。马丹丹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电影研究中，论及“出走”的知识分子的离乡矛盾与苍凉，也使用了共同体的理论。她认为电影中的流亡形象包含了个体的物质追求无法满足远离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断裂，而这是那一代远离国土的知识分子精神世界永远的伤痕。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