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启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征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治理能力、治理水平的提升,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更好地创造和实现公共价值。应急管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维护国家安全和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神圣使命,承担着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及时有效处置各种突发事件的重要职责。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既要能够处置治理过程中的“常态”问题,也要能够有效应对“非常态”问题。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无疑是对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必将对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产生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 基于以上考量,有必要运用公共价值管理理论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重大危机事件展开分析。从公共价值管理理论的相关研究来看,以美国学者马克·穆尔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就这一理论的内涵及运用等作出诸多有价值的研究;国内一些研究者则推介了这一理论并探究其在我国的适用性,如董礼胜和王少泉详细介绍了穆尔的公共价值管理理论,①韩兆柱和翟文康在介绍公共价值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分析其在我国语境下的应用。②从“重大危机事件”的相关研究来看,西方学界已经在这一领域取得诸多成果,尤其是构建了公共危机治理理论。近几十年以来,我国学界在这一领域所做的主要是推介西方学界的相关理论并将这些理论运用于我国的治理实践之中,但尚未实现这一领域的理论本土化。 鉴于此,有必要在探究公共价值管理理论的内涵及其与重大危机事件的相关性的基础上,从公共价值管理的视阈对重大危机事件应对的典型案例展开分析,提出应对重大危机事件的路径选择。 一、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与重大危机事件 (一)公共价值管理理论的内涵 公共价值管理理论由美国学者马克·穆尔创立,其在《创造公共价值:政府战略管理》一书中详细阐释这一理论的内涵,指出公共价值管理是经过公民自愿选择、基于真实偏好的价值集合,多元主体须基于合力共同创造、维护和增加公共价值。③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主要包含两大部分的内容,即公共价值的构成和公共价值管理的手段。 1.公共价值的构成。第一,基于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创造公共价值。向公共服务客体有效地供给公共服务能够创造公共价值,这一过程中必须注意公平地分配公共服务。第二,来自结果的价值。当公共服务产生公众期望的结果时,公共价值才能被创造出来,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政府部门有必要加强与公众的合作。第三,来自信任或合法性的价值。公共价值还来源于诚信、信心与合法性,其中,信任主要来源于公众对政府制度、政府供给的公共服务以及公务员行为等的信任。 2.公共价值管理的手段。第一,政府部门创造公共价值。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是创造公共价值,在履责的过程中,政府部门须随着环境的变化及时展开变革。第二,扩展公民参与。政府部门须基于传统以及现代化的渠道及时、准确地了解公众期望,扩展公民参与,④进而有效地创造公共价值。第三,建立并优化公共服务获取和递送机制。公共价值管理理论的倡导者指出:政府部门要建立和公民之间的沟通交流机制,强化公共服务获取和递送机制,无论公共服务是由政府、非营利组织、企业还是公民(主要以志愿者形式)提供。第四,借助数字技术推行数字治理。数字治理是数字时代最重要的治理方式之一,因此,政府以及非营利组织、企业和公民等主体,有必要借助数字技术在虚拟空间中有效展开治理,由此实现公共价值的创造、维护和增加。 (二)公共价值管理与重大危机事件的相关性分析 大量的事实表明,重大危机事件的出现极有可能明显削减公共价值,治理主体有效应对重大危机事件则能够有效地创造和维护公共价值。当重大危机事件出现之后,受灾对象最希望的是党委和政府等治理主体能够及时、有效地应对重大危机事件,⑤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即公众期望的结果得以出现,意味着公共价值被创造出来。不仅如此,这一目标的实现还意味着受灾对象对治理主体的信任度上升,治理主体的合法性也得到强化,而这两种情况的出现则反过来助推了公共价值的创造和维护。 从公共价值管理的手段来看,公共价值管理理论的代表人物穆尔指出:外部环境一直处于变化过程之中,为了实现和创造更多的公共价值,政府部门有必要展开诸多变革,使公共服务、政府角色适应新的外部环境。⑥重大危机事件的出现,意味着党委和政府等治理主体所处的环境已出现显著变化,在这一情况下,党委和政府等治理主体须及时(对某些机制等)展开变革,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有效应对重大危机事件。 公共价值管理理论认为,公众的偏好是公共价值的中心,什么是真正具有价值的,只有公众才能加以决定。⑦重大危机事件的应对,需要诸多治理主体的有效参与,而且只有在切实了解和满足公众需求的情况下,才能够有效地创造和维护公共价值。具体到我国的情况来看,党委和政府等治理主体在应对重大危机事件的过程中必须有效扩展公民参与,这种参与不一定是公民以个体形式参与,而更多地是以某个组织中一员的身份参与。 同时,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主张基于公共服务获取和递送机制的建立及优化实现公共价值的创造和增加。在治理主体应对重大危机事件的过程中,治理客体需要治理主体及时、有效地供给公共服务,⑧而不会考虑公共服务是由哪一个或者哪一些治理主体供给,也不会考虑公共服务是由什么方式供给,因此,多元治理主体通过多种方式向治理客体提供公共服务,以此实现公共价值的有效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