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现代性：中国电影史中的火车

      

      《火车进站》中的站台场景，这是世界电影史上最早出现的火车站。

      电影与火车这两个“现代性”十分显著的能指，自电影诞生之初就扭结在一起。在由火车所定义的流动性、机械性与暂时性的19世纪末，一部《火车进站》(L'arrivee d'un train a La Ciotat，1896)为电影史拉开了帷幕，火车的力量与电影的动感一起，最早将震惊体验带给了电影观众。疾驰与轰鸣的火车不仅作为一种视觉形象被呈现在电影中，它也参与影片的叙事，充当文本中的主题，与电影中人物的发展方向相呼应。火车与电影自晚清传入中国，作为西方世界的舶来品，参与了中国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从中国电影史的分期可以看出，中国电影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现代化得以展现的重要窗口。在这样的背景下，从电影史中打捞出火车这一意象恰是一次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回望。本文从为数不多的关涉火车的中国电影中选择了《都市风光》《女司机》《哦，香雪》三部影片进行分析，这些影片的出现时间都正逢中国与现代性遭遇的某个时刻。由于分属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这三部影片的主题、美学、人物与火车之间的关系都呈现不同的样态，也成为中国现代化历程中不同阶段的标识。

      

      《都市风光》中在新村车站张望的四口人

      在现存的早期中国电影及电影史的记载中，火车出现的次数很少。《湖边春梦》(1927)曾对火车进行了一次弗洛伊德式的使用，①但由于该片现无拷贝，仅能从文字资料中窥其概貌。1935年由袁牧之②导演的《都市风光》成为中国电影史中火车站的早期“显影”，③影片的头尾部分都发生在一座乡间车站：来自农村的一家四口打算由“新村”火车站前往上海，他们被站台的西洋镜吸引，目睹了未来自己在城市生活的种种不堪后，这家人站在两列前进与返程的火车间，不知该何去何从。

      影片以站牌(新村——上海)的特写开始，车站成为主人公与现代性遭遇的第一个地点。随后镜头切到小站里一家四口的全景，他们左右张望，已经按捺不住将乘坐火车前往上海的喜悦。售票窗口处，镜头在不同的乡下面孔之间切换，每个人嘴里都喊着“上海！上海！”，呼唤声此起彼伏，构成一幅向往现代化大都市的集体场面。月台上，西洋镜放映员(袁牧之饰)唱着充满诱导性的歌曲：“往里头看来往里头张，单看这满街的灯火辉煌的亮，嘿嘿嘿，过来往里看！嘿嘿嘿，过来往里张！嘿！十里洋场有九里黄，十个青年人有九个彷徨，卖力的有力无处卖，出门人看你向何方……”④刚才还在环顾左右的一家四口抵御不住这来自现代文明的新奇玩意儿，都坐到了西洋镜前看向其中，这一现代性体验开启了影片主体部分的叙事段落。在接下来的影片中，电影观众的观看与西洋镜的观看达成了重叠，影片呈现为一个西洋镜式的“戏中戏”结构——观众从银幕上看到的实际就是影片主人公通过西洋镜所看到的“电影中的电影”，看西洋镜的人和镜中人是同一群人。影片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建立了一个双重镜像结构，不只是主人公与镜中人的对应，对于身处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观众来说，这样的镜像也构成了一次现实寓言。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制定了名为“中国工业化”的十年计划，并预期在五年内修建庞大的全国铁路网。但是，这样大规模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建设是以高额的利息、索酬为代价换来的。在北洋军阀政府国民政府的统计中，1917到1936年间，大部分时间内的长期国际借款都是为了修筑铁路所举借的外债，利息达31912万元。⑤通过铁路建设，官僚资本与外国垄断资本密切结合，形成一种新型的利益“合作”关系。而在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和“二二八事件”的重创之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渐严峻，反帝反封建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逐渐转向了社会革命。这样的背景必然会体现在作为文化形式的电影当中。在内忧外患的国情下，20世纪20年代的古装片、稗史片、神怪片热潮已退，左翼知识分子进入电影创作，掀起了左翼电影运动⑥的浪潮。《都市风光》就是其中的重要产物，这部影片是电通影片公司⑦出品的第四部电影。

      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将批判以上海为代表的大都会形象与腐朽的都市生活作为集体意旨与文化目标。这一时期的上海，产生了日益明显的资本化进程和社会变革。上海的形象也因此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这些西方现代性产物联系在一起。在左翼影人的视野中，上海是“骄奢淫逸之上海”“罪恶的渊薮”⑧，这座城市集中了社会所有的阴暗面与时代症候。在《都市风光》中，尽管上海部分是主人公在新村车站的现代性想象，但影片不遗余力地对上海所代表的现代生活展开了强烈批判。孙绍谊指出：“左翼文化运动反帝反封建和建构全新国家的双重政治使命及意识形态立场，决定了上海这座城市在其彻底政治变革的吁求中只能处于负面的位置。作为一座中国政府只拥有有限控制力的半殖民地城市，上海在左翼人士眼中当然只能唤起其民族耻辱感和危机感。”⑨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背景下，现代化的都市生活只会让人们的处境每况愈下。《都市风光》中，从经理到车夫，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困境。从前的伦理关系——无论是爱情关系(张小云与王俊三、李梦华)、家庭关系(张小云父母的日常算计与嫁女谈判)抑或是社会关系(李梦华为了房租与房东周旋)都建立在资本主义的金钱本位基础上。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几乎不分阶级的全盘西化：李梦华已经穷困潦倒，但仍然西装革履，兜里还揣着进口的怀表；张小云圣诞节前给父亲开具的购物清单，全是流行的西式服装；王俊生乘坐的小轿车，办公室里的电话，平时喜欢去咖啡馆和舞厅的生活方式；甚至包括新村火车站以及站台上的西洋镜等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这些都说明西方现代化浪潮已经渗透到上海及其周边的各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