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当代电影中的美国梦与后种族主义问题，必然论及美国梦与种族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美国学者对美国梦进行深度广度的探讨，宏观方面来说，美国梦是维系“美国人”这个身份的主要纽带；然而，具体来说美国梦具有多面性与开放性，但无论如何，美国梦叙述中仍然逃离不了因种族与族裔的差异性而对“美国人”身份的区别对待。本文因此尝试将后种族主义问题放置在美国梦框架下，去检验其在当代美国电影中的真实状况，同时分析美国梦与后种族主义之间的具体关系。追求种族平等是美国梦的一部分，基于后种族主义在当代美国文化中的话语表征，那么后种族主义电影是否再现了美国梦叙事，还是传达了美国梦的另一种话语建构？ 美国梦：从理想到“噩梦” 美国的核心意识形态是美国梦①，它的核心假设是美国给每个人提供通向社会与经济成功的各种机会②。1931年，历史学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首次公开定义美国梦，即每个人的生活应该更好更富有更充实，每一个人不按出身只按能力去获得发展的机会。总之，美国梦的基本概念是，一个人只要有抱负、奋斗和美德，那么他终归会成功的。这样一来，成功是衡量好品质和努力工作的标准，然而“如果成功意味着美德，那么失败就意味着罪行”③。一个人美国梦的失败并不是社会的原因，而是个人自身的原因。这就不难理解无论是好莱坞主流电影还是非主流电影，都侧重于对个人的梦想、意志力、坚韧、颓丧等特质大于对社会空间的描述。而进入21世纪的美国，美国梦主要与消费主义相联系，这在1999年泰德·欧文拜(Ted Ownby)的著作《密西西比的美国梦：消费者、贫穷与文化1830-1998》中可见端倪，欧文拜的美国梦实际上都与商品消费挂钩，并没有诉诸到精神与其他意识形态领域。显然，这种消费主义美国梦本质上与追求物质财富成功是一样的。对于大众文化的消费主义来说，比如在后面谈及的《灯光之外》(Beyond the Lights，2014)中制造明星的场景与大众文化互相回应，明星歌手只是大众文化的消费对象。在曼纽尔·马利阿加(Manuel Madriaga)的关于美国梦的社会学论文中，消费是美国梦的一个主要部分。④ 在厄尔·威索(Earl Wysong)等学者合著的《新阶层社会：再见美国梦？》中提到很多人仍然相信美国梦，而一些人不再相信美国梦，认为美国梦的经济保障和向上升迁与新阶层体系的冰山相对立。美国阶层结构就像冰山，不但由看得见的特点与明显的不平等构成，而且还有那些更大量的隐藏甚至被雪藏的因子构成，这当中就包括大幅度的结构化的阶层不平等。美国梦表达了文化理想，美国人民希望能获得真正的机会均等，同时应该真实应对那些与阶层有关的机会与成功，为美好未来激发个体的乐观主义与希望。然而，冰山，尤其是那些被隐藏的因子与不平等，显示了美国社会中这些美国梦的真实状况，它们把美国梦磨成粉末，让大多数美国人感受到无望的人生机遇与渺茫的希望。实际上，这一点甚至在重新回归传统美国梦的一些非好莱坞电影比如亚历山大·佩恩的作品(《关于施密特》《杯酒人生》《后裔》《内布拉斯加》)，人们都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其中的美国梦，当然佩恩作品中的美国梦显然呈现了白人的美国梦，即主流美国梦。相应地，近年的后种族主义的电影中更能检验到隐性的不平等。同时，也能从一些大众电影中比如《我，花样女王》(2017)中感受到美国梦背后阶层固有的不平等和所谓的机会均等。因此，《新阶层社会：再见美国梦？》指出，新阶层冰山中的那些有影响力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跨越整个美国社会，正在摧毁着美国梦。这里的冰山在《新阶层社会：再见美国梦？》涉及那些超出公众视野的超阶层(superclass)(占比特权阶层中最富有阶层的1%)。由于大多数主流社会机构特意隐藏这类阶层，之所以会把超阶层排除在公众视野之外，是因为社会阶层分析、对水平线以下的结构⑤以及加固阶层不平等的强烈质疑已经成了美国社会的禁忌。然而，尽管超阶层与特权阶层的利益是支撑阶层禁忌的主要因素，还是能看到精英阶层所共享的文化设定、价值观、世界观等。也正是这些共享的因素引领着整个精英与特权阶层以及新的劳动阶层，解释着美国的物质与社会成功的因素。⑥在这点上，就不难理解掌控美国大众文化建构与文化意识形态建构的好莱坞在继续制造美国梦的同时，又不时在梦里增加了一些浅尝辄止的现实因子。也不难理解即使是独立电影，仍然逃脱不了好莱坞幽灵式的精神内涵与叙述影子。 那么“再见美国梦”是否意味着美国梦的终结，谢里·奥特纳(Sherry Ortner)在著作《非好莱坞：美国梦黄昏时分的独立电影》中梳理了学者们对美国梦终结探讨的具体情况，美国梦终结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出现，劳动阶层已对美国梦抱着怀疑，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劳动阶层不再全盘地相信美国梦。而把美国梦当作信念的中产阶级却一直在担忧失业的可能，对自己的未来经济状况充满恐惧与焦虑，同时惧怕他者的暴力攻击，由此带来对身体安全感的强大恐惧，这些状况被谢里·奥特纳称为后美国梦时代症状。谢里·奥特纳在此背景中观看了美国的六百多部独立电影，认为独立电影导演大多数来自X世代(Generation X：出生于1961-1981年之间)，对这些导演来说，美国梦变成一个噩梦，因此他们的电影风格转向抑郁的新现实主义，以此来揭示日常生活的黯淡与无望。谢里·奥特纳从她观看的六百多部作品中得出结论：这些影片反映了后美国梦，传达了相似的问题，比如经济的不安全感、家庭异常、无助、无望、恋童癖、身体焦虑、中产女性的向下移位等等。⑦ 非裔美国梦与好莱坞叙事 如上所述，美国梦中强调追逐成功的个人性与个人品质，而如果美国文化中没有种族之间的不平等，则符合了美国梦中的自由个人主义。然而，正如曼纽尔·马利阿加所说的，白人改变与扭曲了美国梦的理想，如果把种族因素考虑进去，那么美国梦的含义正在从正向走向美国噩梦⑧。这在近年的《冠军》(2015)、《我，花样女王》(2017)等都可窥见美国梦与美国噩梦等同存在。在美国梦中，失败是个人问题，而学者们对美国梦的深入研究发现，失败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现代禁忌，在美国梦中没有失败的象征符号，只有成功的象征符号，失败不能被公开讨论。比如在《内布拉斯加》中，影片中的父亲是一位美国梦失败者，但从头到尾，父亲从不表露个体的失败感，而只是以一种执拗的方式去领实际上不存在的彩票奖，父亲最后以一种虚空的模式让人们觉得他赢得百万美元，以此获得人们的尊敬和认可。显然，父亲的行为与装扮成百万富翁获得人们的认可与尊敬的背后是人们对成功与财富的追求，因此，当群体认同成功，视失败为个体原因，并且成为禁忌，当失败者成为成功者的他者，那就具有了种族意蕴(racial implications)⑨，因此思想上的社会范畴归类以及一个群体标记其他群体为他者都加强了族裔的差异性。那么那些相信能实现美国梦的人就认为自己有权力去对那些失败者进行归类；这样，这些人也就把自己刻画成美国梦的赢家与代言人。由此，美国梦自身滋生了种族意蕴。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