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影像的思考，通常只有在进入影像时代才会发生。没有影像的时代，即使有所谓关于影像的思考，那也是捕风捉影。因此，本文给自己确立的问题，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伪问题。然而，前影像时代关于影像的思考尽管有些隔靴搔痒，但也有可能因为它的朴素性而离题不远。在没有冗余信息干扰的情况下，一种质朴的思考有可能切中事物的本质。《庄子·齐物论》中记载的“罔两问景”的寓言，就跟今天关于影像的本体的思考有关，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一、模仿与依附 “罔两问景”位于《齐物论》篇末，上承瞿鹊子与长梧子的问答，下接“庄周梦蝶”作为结尾。原文如下： 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 根据通行的解释，这里的“景”指的是影子，“罔两”指的是影子的影子(简称重影)。大意是：重影问影子说：“你刚才还在行走，现在又停了下来；你刚才还在坐着，现在又站了起来。你怎么能这样没有自己独立的操守呢？”影子回答说：“我是有所依附才是这样的吗？我所依附的东西又有所依附才是这样的吗？我依附蛇蜕的皮、蝉蜕的翅吗？我怎么知道因为什么缘故而是这样的呢？我怎么知道因为什么缘故而又不是这样的呢？” 联系上下文来看，这里讨论的是生与死、是与非、觉与梦、形与影等等相互依附又互相区分的事物、现象或判断之间的关系问题。具体就“罔两问景”这个寓言来说，它讨论的是形与影的关系问题。这里所说的形，用的是它最朴素的意思，指的是物的形状、外表或者轮廓。形与物密不可分，破坏了形也就破坏了物。在这种意义上，形可以等同于物。影与形不同，尽管它与形不可分离，就像在“形影不离”这个词语中的情形那样，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形的变化可以引起影的变化，但是影的变化不能引起形的变化。 在“罔两问景”这个寓言中，由于是重影与影子之间的对话，尽管对话涉及的是形与影的问题，但是重影与影子之间的关系也值得追问。因此，与生与死、是与非、觉与梦之类的二分不同，“罔两问景”涉及形、影、重影之间的三重关系。当然，我们也可以把重影视为影，这样形、影、重影之间的三重关系，就还原成了形与影之间的二重关系。不过，对于我们思考影像本体来说，形、影、重影构成的三重关系比形、影构成的二重关系更有启示。 在柏拉图(Plato)哲学中，也有类似的三重关系。柏拉图认为，理念是真实的，现实是理念的影子，艺术又是现实的影子。他以床为例，认为存在三种床：“第一种是在自然中本有的，我想无妨说是神制造的，因为没有旁人能制造它；第二种是木匠制造的；第三种是画家制造的。”[1]由此可见，在柏拉图哲学中也存在类似的形、影、重影构成的三重关系。不过，由于后来的哲学家并没有严肃对待柏拉图意义上的理念，因此形、影、重影构成的三重关系也就缩减成了形与影构成的二重关系。 先抛开重影的问题，就形与影的关系来看，庄子与柏拉图的侧重非常不同。柏拉图侧重的是模仿，模仿与被模仿之间的关系是相似，尤其是形状上的相似。在“罔两问景”的寓言中，庄子没有谈及模仿，也不关心相似。庄子关心的是依附问题。影没有自己的主动权，依附于形而存在。在模仿关系中，柏拉图特别强调影的欺骗性，批评它会扰乱健全的理智。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同一件东西插在水里看起来是弯的，从水里抽出来看起来是直的；凸的有时看成凹的，由于颜色对于视官所生的错觉。很显然的，这种错觉在我们的心里常造成很大的混乱。使用远近光影的图画就利用人心的这个弱点，来产生它的魔力，幻术之类玩艺也是如此。”[2] 在依附关系中，影与形的相似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欺骗性就没有被凸显出来，也没有成为庄子批评的主题。相似性不是某物A依附某物B的充分和必要条件。一对双胞胎兄弟可能非常相似，但他们之间有可能没有依附关系。雨依附云，但它们之间可以毫不相似。当然，形与影之间也存在相似关系。庄子没有强调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一方面有可能因为这种关系比较浅显，众人皆知；另一方面有可能因为这种关系不是必要条件，依附比相似能够更好地刻画形与影之间的关系。 通过简单的对照，我们可以看到在前影像时代东西方思想家关于影像思考的不同。柏拉图重视相似关系，庄子重视依附关系。但是，无论在哪种关系中，他们都认识到影既不同于形，又与形紧密相关。在柏拉图那里，抛开理念不说，形影之间更多表现为一种平行关系，如同木匠的床与画家的床之间的关系那样。画家的床是影，木匠的床是形。尽管画家的床依赖木匠的床，但是它们之间的依附关系不如“罔两问景”寓言中的形影关系那么紧密。在庄子寓言中，影离不开形，形的变化会引起影的变化。在柏拉图的模仿关系中，画家的床一旦完成之后，就可以脱离木匠的床而独立存在；而且，木匠的床的变化，并不会导致画家的床的变化。因此，将画家的床视为木匠的床的影子，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画家的床并不是木匠的床的影子。在刻画影像的本体论特征上，绘画远不如影子那么准确。 二、在场与缺席 随着摄影术的发明，绘画与影像之间的差别被凸显出来了。在《摄影影像的本体论》(Ontology of Photographic Image)一文中，巴赞(Andre Bazin)揭示了影像的独特特征，即影像既在场又不在场。说影像在场，意思是影像就像我们透过玻璃镜片看见的对象，它是真实存在的，因此影像可以在法庭上作证。但是，同样逼真的绘画则不具有这种特征，绘画不能在法庭上作证。巴赞对摄影与绘画的本体论区分有非常明确的意识，他说：“从巴洛克风格的绘画过渡到照相术，这里最本质的现象并不是单纯的物质的完善(摄影在模仿色彩方面还远不及绘画)，而是心理因素：它完全满足了我们把人排除在外而单靠机械复制来制造幻象的欲望。问题的解决不在于结果，而在于生成方式。”[3]我们在照片上看见某物，就像透过玻璃看见某物。瓦尔顿(Kendall Walton)将影像的这种特征称之为“看透”(Seeing-through)。[4]照片仿佛像玻璃一样是透明的，我们是透过照片看见照片上的对象，因此我们在照片上看见的对象就像看见真实对象一样。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影像有一种在场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