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阿之争”与中国电影学派的两难困境 20世纪60年代爆发的“西—阿之争”是艺术史上一件颇有意味的事情。德国经验主义社会学的代表人物、科隆学派的西尔伯曼(Alphons Silbermann，1909-2000)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阿多诺(Theodor W.Adorno，1903-1969)围绕匈牙利艺术史家豪泽尔的《艺术社会史》展开了一场关于艺术研究方法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西尔伯曼看来，豪泽尔的《艺术社会史》充满着“粗疏笼统”，毫不关心艺术的细枝末节，单纯地用历史决定论和唯物辩证法，甚至有目的地选择材料和观众，是一本缺乏实证逻辑和求证精神的艺术史。西尔伯曼批评《艺术社会史》“用社会学、哲学、心理学、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制作的大杂烩，甚至讥讽豪泽尔的门徒摆出了社会学研究的架势，趋之若鹜地使用‘豪氏方法’。”①可以说，在以坚持实证主义为方法论的西尔伯曼这里，豪泽尔用唯物主义建构的《艺术社会史》并不意味着艺术史上的皇皇巨著，相反，只是努力在“寻求一种平衡的可能”②。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看来，豪泽尔的著作虽然存在着历史决定论的宰制，但是其对于历史的建构功能依然值得赞赏，尤其体现了用社会学方法来分析艺术的行之有效与总体阐释框架的可能。在怀疑一切、碎片化丛生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建构虽然会存在着种种问题，但建构无疑是恢复理性的首要力量。因此，豪泽尔的《艺术社会史》具有重塑历史话语权力，塑形艺术史主体合法性的力量。 “西—阿之争”使《艺术社会史》一时洛阳纸贵，暴得大名，很快被翻译到了中国。豪泽尔在70年代也部分接受了西尔伯曼、贡布里希等人的观点做出了修订，在后来的修订版中，豪泽尔注意到了具体案例的实证研究，尤其在艺术家的个性、生存环境、经济收入等方面做了相当程度的微观考察，不再以粗疏简单的阶级出身、身份政治来考察和判断艺术现象。2015年，北京大学黄燎宇教授再次翻译了《艺术社会史》这本书，而这一次，在黄燎宇的评价中不仅是皇皇巨著，而且是百科全书，“甚至有空前绝后的意味”。③ 之所以由“西—阿之争”引发我对中国电影学派的思考，其根本在于，中国电影学派的建设就面临着当年豪泽尔《艺术社会史》一般的境遇。直到今天，关于中国电影学派依然是一个充满争议、值得商榷又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 其中最主要的质疑就是中国电影学派是理论的、历史的、美学的还是哲学的？如果没有成系统的方法论和美学精神，没有一批能够使人信服、方法新颖、体例通透的通史、专史，没有大量的个案研究、史论创新与思想穿透，中国电影学派作为一个学派是否令人信服？中国电影学派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理论体系还是一个强行命名的学术热词？ 陈旭光在《历史、语境、学理与文化姿态——关于“中国电影学派”的若干思考》一文中从学理、历史渊源、其他人文学科“中国学派”的案例作为借鉴，“梳理了20世纪中国文化思潮中‘中国学派’思想的含义与来龙去脉，考察了当下文化发展的语境特点，借鉴了其他学科对相近问题的思考，肯定了重提‘中国电影学派’是顺应了现代性反思潮流，呼应21世纪中国国势的强大与当下‘逆全球化’思潮等重要意义，并对于‘中国电影学派’的广义和狭义问题、多元标准与中国标准等问题等进行了思考和辨析。”④陈旭光鲜明地将中国电影学派建设和百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联系了起来，将内在的中国人文社科学术研究的雄心与中华民族的现代历史进程做了一个嫁接，指出了中国电影学派是新时代渴望超越的文化自信。 陈旭光所强调的“广义与狭义”“多元标准与中国标准”直击了当下中国电影学派建设的关键性问题，可以归纳为如同豪泽尔《艺术社会史》一样的实证主义与建构主义的两难困境。那么，问题来了，如何才能找到一条路径，平衡建构主义与实证主义的争鸣，破解建构主义与实证主义的两难困境，使中国电影学派让人信服？ 二、两难困境中的三条路径 理想中的中国电影学派是理论建构的主体性、史论考据的严谨性、批评精神的哲学性三者的有效聚合，是一种史、论、评综合的思想提炼。因此，中国电影学派从文论、画论、书论、舞赋中提炼出能够阐释当下中国电影美学精神的契合点，从而在历史的脉络中顺理成章，在理论的积淀中顺势而为，实现理论、史料和批评观念的相互协商、彼此尊重、互为印证。这是中国电影学派建设的难点，也是中国电影学派建设的痛点。 可以说，电影史研究在中国电影学派建设中承担了某种先行先试的角色。几代中国电影史家所做的都是同一件事情，使中国电影史成为一部会诊中国电影历史、直面中国电影未来、探究中国电影核心问题、深化中国电影观念转型的学术史，使电影研究真正地成为一种理性的学术研究，进而沉淀为中国学派的一部分。对于“差异竞合、多元发展”⑤的中国电影史来说，“主体性”与“跨国性”、“民族性”与“国家性”、“自我”与“他者”的问题始终在纠缠，学界爆发的主体性之争根本还是在于如何让渡出自己的个性，在文本间性(intersubjectivity)中寻求最大公约数来加以融通和交流。但问题是，文本间性中的电影史是否是一条新鲜的创新之路？这条路是否就能够跳脱出华语电影之争，逃逸出建构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二元对立，成为一条弥合不同史观、超越“中国性”“美国性”或者“欧洲白人中心主义”的竞合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