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20)03-0116-06 英国学者查里斯·帕希·斯诺曾在《两种文化》中指出，当今社会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一种是文学(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1]从总体上看，科学精神以物为尺度，追求真实，推崇理性至上；人文精神以人为中心，追求美好，推崇的主要不是理性，而是幸福。今天的人文精神正在逐步被冷落、被遗忘，而令其萎缩的主要根源则在于人的被“物化”，在于技术社会中失去了价值导引的“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或者说在于“理性的暴虐”对人的奴役。面对令人窘迫的“人类困境”或“文明危机”，面对自然与人类、社会与个人的尖锐矛盾，人们开始强烈呼吁重振人文科学。其实，“理性主义”从来都是以认识论问题为基本内容、以伦理学为主要目的的。可以说，随着人们的视野从分离地观察对象到联系地、整体地把握对象，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互相补充与共同升华、合璧与融合之势已经出现。[2]就像安乐哲曾提出的，中国思维是一种关联型思维(corretalive thinking)，与之相对应的，西方思维则是一种因果型思维(causal thinking)。张法将安乐哲的关联性思维运用到美学研究中，指出中国美学是关联型美学，而西方美学则是区分型美学。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演进，当代中国美学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点的区分型美学，而西方美学则形成了一种具有西方话语规定性的关联型美学。这充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否定之否定之螺旋式上升的基本规律和基本思维逻辑，更说明了中西方在文化思维层面具有对话和互鉴的可能。本文也正是从中外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生成、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与吸收一切先进文明进步成果、文化自信与电影原生理论建构等方面阐释了笔者关于中国电影“共同体美学”的理念及其框架。 事实上，将“共同体”(Community)一词运用到对电影学的研究已不是我们首创，玛格丽特·巴特勒出版的《英国与法国的电影与社区》(Film and Community in Britain and France：From La Regle du Jeu to Room at the Top)一书，就将“Community”一词用于对电影之于地缘政治意义的讨论，作者在对战争期间和战后英国、法国电影院的比较研究中考察了“军人”“战俘”和“女性”等主题，同时，运用“Community”的概念，展示了电影如何处理归属感和疏离感、包容和排斥、统一和分裂等概念。[3]这充分说明，共同体思维、共同体美学提供了多样化言说的路径和方法，提供了差异化阐释的巨大空间，理论创造空间无限。 一、抒情传统与诗性正义 “共同体”的本意是指建立在自然情感一致基础上的伦理话语，而以叙事的方式建构一种正义的伦理观念，是有史以来贯穿人类文明始终的命题。作为一名在道德哲学、政治研究和文学领域都颇有造诣的美国学者，玛莎·努斯鲍姆在其著作中以狄更斯的《艰难时刻》为切入点，对经济学及功利主义视野下的正义理念表示出怀疑，并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她的“诗性正义”立场——一种建构在文学和情感叙事之上的正义伦理标准：这种诗性正义要求裁判者尽量站在“中立的旁观者”的立场，尽量同情地去了解每个独特的人所处的独特环境，尽量以“畅想”和“文学想象”去扩展一个人的经验边界；同时，在这一建构的过程中，“文学想象”和“情感”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文学能够让我们触摸到事物的独特性和具体性，能够引起我们对于普通事物的关心，能够让我们通过“移情”和远处的人们产生情感的共鸣。① 毋庸置疑，基于“情感”的“诗性正义”能够带给我们伦理层面的感召，而文学性叙事的视角则拓展了我们的经验边界，使得我们能够以更全面和更人性化的态度来和他者交往。因此，在道德和信息的层面，“诗性正义”都为以往的、当下的以及未来的生活提供了一种美学意义上的阐释。但探寻努斯鲍姆关于诗性伦理发生和存在意义的思考，则不难发现，她对叙事和诗性的信任与期待与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叙事“抒情传统”颇为相似。叶嘉莹在《进入古典诗词之世界的两支门钥》一文中写道：“中国之韵文一向是以抒情为其主要之传统的。关于中国诗歌之抒情传统，本质上就是一条感觉与感情的系带，它系连了个人与社会，并扩充到自然界。而当这种浑然一体之情，从时间上纵的延展下来，就产生了连绵不断的历史意识，透过记忆之长流，把现在与过去结成了一体，并奔向了未来。”[4]此外，当人们以抒情的形式描述当下某种个人的情绪时，“在融会修辞/声音形式和主题内容的时候，他们(也总是)试图模塑人类情感无限复杂的向度，以因应任何道德/政治秩序的内在矛盾。抒情话语使他们将语言与声音的创造性与人类知觉的自由性置于优先地位”[5]。具体到小说，梁启超也曾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指出，小说具有支配人道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并认为，小说除了浅易有趣之外，其本质更在于具有“熏”(抒情的空间广泛)、“浸”(抒情的时间久远)、“刺”(抒情的渗透力度)和“提”(抒情的移情功能)四种力量，这四种力量不但足以影响社会中群体风气的形成，更可以支配整个社会的世道人心，在移风易俗中影响到一个时代风教的高下。[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