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艺术史一直把后印象派定义为现代主义艺术的开端,把塞尚(Cézanne)界定为“现代艺术之父”。从1874年莫奈(Monet)拉开的“印象派”(Impressionism)到罗杰·弗莱(Roger Fry)所命名的“后印象派”(Post-impressionism),艺术家重视心灵、身体、知觉和自我的发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现代艺术浪潮。观看,从此具有了主动的意义,眼与心不仅是协调、也有可能分离。在印象派的视觉观看机制中,静态的自然图像呈现为动态的镜头,艺术家感受到了自然中光线的变化、大气的浮动、薄雾的满溢与水花的浸润。从印象派到后印象派,从莫奈到塞尚,绘画成就了艺术家的主体性表达,艺术家有了从眼睛到身体、从视觉到知觉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它启示了早期电影,甚至影响了先锋派电影,绘画与电影形成了一个互通对流、融通勾连的视觉现代性艺术史案例。这一案例使我们窥见艺术思潮的整体性与流动性,也为跨门类艺术研究提供了坚实论据,更为艺术学理论提供了比较的视角。 一、乔纳森·克拉里的疑问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教授在《知觉的悬置:注意力、景观与现代文化》(Suspensions of Perception:Attention,Spectacle,and Modern Culture)中敏锐地发现了现代主义绘画与早期电影的关系。在他的论述中,他将印象派画家马奈(Manet)、修拉(Seurat)、塞尚分别考察,探讨了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期的视觉观看机制问题。克拉里充分运用了视觉考古学,结合当时的科学史、技术史、心理学、神经学、视觉文化史、艺术史等知识对马奈的《在花园温室里》(In the Conservatory,1879)、修拉的《马戏团的巡演》(Parade de Cirque,1887-1888)、塞尚的《松石图》(Pines and Rocks,1900)与早期视觉机器进行比较,分析了视觉机器所带来的观看机制转变,从注意力的集中与分散、知觉的还原与断裂上考证了现代艺术与早期电影共有的视觉经验。克拉里的论证充分使用了图像学与考据法,注重了视觉在不同艺术门类中的呈现方式和表达方式,强调了身体的知觉感受与心理反应。在克拉里深入文本逻辑的视觉考古中,他发现了塞尚绘画与早期电影分享着几乎共有的视觉经验。早期电影与现代艺术的关系比起现代艺术自身的逻辑体系,“比如立体主义的关系比较起来,是一个重要得多的问题”①。但这个“重要得多”的问题却少有人考证和研究。
图1 马奈:《在花园温室里》(1879) 克拉里对这个“重要得多”的问题论述使人启发,正是在塞尚绘画与早期电影的详细比较中,克拉里分析出了注意力转变的特点。可以说,这种研究方法为我们今天跨门类艺术学研究提供了某种具有借鉴性的范式和共通性的经验。那么通过《知觉的悬置》,我们是否可以对这个“重要得多”的问题实现“接着写”? 笔者尝试提出如下问题。 1.如果克拉里的推论是自洽的,那么能不能把现代艺术和早期电影都归纳为同样一个理论逻辑起点?即这个理论起点是由印象派绘画所开创的视觉现代性问题。 2.如果我们承认印象派绘画是视觉现代性的理论起点,那么印象派绘画与后来的印象派电影是否有一种学理上比较的关系? 3.如果这种比较是成立的,是否意味着从视觉现代性到影像现代性的转型?而这种影像现代性是否意味着“新电影史”的可能? 二、共同的视觉机制:印象派绘画与早期电影 沿着这样的问题思路导向,我们就会发现,早期电影与现代艺术(主要是从印象派到后印象派)绘画的确具有某种相同的视觉经验,甚至具有某种艺术精神方面的契合,他们都在试图超越自己眼睛所看到的画面,以“注意力”的游移,抗拒着现代性对人的异化和工具理性对人的操控。所不同的是,他们使用的材料、手段、技法和表现方式是不同的,他们追求的目的、意义与终极价值是一致的。如果我们对比下绘画与电影,我们就会发现,绘画始终苦恼而无法超越的正是它的二维平面、静止而没有时间的图像。而电影,从它发明开始,就是运动、连续、有时间记忆的生命。如果我们把电影还原为绘画作品来看,电影就是一幅幅每秒24帧的静止画面。最有意义的是,静止单一的观看都是没有时间的图像,一旦进入到连续的活动影像,电影,不仅仅有了时间,而且有了生命。 其实,无论是印象派绘画带给美术沙龙的震惊还是人们面对早期电影所体现出来的惊诧,都毫不例外的体现着近年来视觉文化研究中争论得最为激烈的核心问题:视觉现代性(Visual Modernity)问题。从视觉现代性的角度而言,在印象派到后印象派绘画的转变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电影的发明。早期电影的出现正是因为分享了这样一个从静止到运动的视觉经验,而成了视觉现代性最有力的证明。在这样一个贯穿知觉、视觉、格式塔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神经学、科技史、美学与艺术理论的过程中,我们得以窥见一种互通互动、互为影响、对流交叉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