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19)06-0144-06 洪深是我国留学美国专业学习戏剧理论及舞台实践的第一人，夏衍口中的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洪深在戏剧创作、理论构建、舞台实践、戏剧教育等方面，有颇多的首创。洪深于1922年创作的《赵阎王》是我国第一部表现主义作品；他正式提出了“话剧”这一概念，并撰文《从中国的新戏说到话剧》对“话剧”一词进行具体的界定和阐释；洪深从西方学成归来加入戏剧协社，首次引入“导演”的概念，极大地推动了戏剧艺术的正规化；戏剧作为一门课程，在复旦这样的高等学府开设，也是自洪深始；洪深在戏剧创作方面还进行过丰富的实验性探索，如国防剧时期首创的广播剧《开船锣》，起到了很好的抗日宣传作用。由此可见，洪深在中国戏剧观念的现代化以及舞台演出的正规化等诸多方面都有着开拓性的贡献，是中国现代戏剧当之无愧的先行者。 为多数人所不知的是，除了在戏剧方面有大量成就之外，洪深对于早期中国电影的意义也不亚于其对于戏剧的意义，他是最早一批投入中国电影创作的戏剧人，是民国影坛的一位干才。洪深在1924年创作的电影剧本《申屠氏》，是中国第一个正规的电影剧本，首创了中国电影文学剧本的样式。1930年由他担任编剧的电影《歌女红牡丹》，是中国第一部蜡盘配音的有声片。如丁亚平所言，“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洪深是意义的阐释者与实践的先行者”[1]34。 洪深对于中国电影的贡献涉及编剧、导演、电影理论和批评等多个领域。他在1926年8月、1927年1月的《明星》特刊发表过几篇电影批评，这些电影批评数量不多，内容也较笼统，主要围绕戏剧电影创作的几个环节进行一些述评。1932年7月8日，上海《晨报》的副刊《每日电影》发刊，洪深以《每日电影》为阵地，陆续发表了30多篇影评，直至1933年9月19日发表声明彻底退出《每日电影》。从其创作的概况来看，洪深的电影批评是阶段性、集中性的，不占其艺术创作与实践的主流；从其发表的刊物来看，洪深喜欢固守某一块阵地进行舆论构建。综合考证其批评文本，洪深的电影批评更像是他表达思想的工具，具有相当强烈的目的性和意识形态性，是他以电影为手段、报刊为阵地，在公共领域进行智性表达、参与现代民族话语建构的武器，是其民族启蒙的救世情怀与精英意识的彰显。 一、公共领域中的智性表达 根据哈贝马斯的论述，“文学公共领域”是“政治公共领域的前身”。沙龙、咖啡馆等是文学公共领域的典型场所，这样的公共空间，“首先是文学批评中心，其次是政治批评中心”[2]37。而后伴随大众传媒的兴起，文学公共领域从咖啡馆等公共场所延伸到了报刊杂志的副刊等文学性刊物上，公众“通过对哲学、文学和艺术的批评领悟，也达到了自我启蒙的目的，甚至将自身理解为充满活力的启蒙过程”[2]46。现代中国，伴随着民主革命和制度救亡的失败，中国的智识群体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中国长期以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和未开化的民智是民族救亡沦于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国的救亡必须上升到广大民众的思想文化改造，用思想启蒙的方法构建现代国民的民主人格，只有国民意识觉醒，才有国家民族的焕然新生，而思想的启蒙，又必须借助有效的手段。 (一)左翼电影批评路线的确立及《每日电影》公共领域的构建 在20世纪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产物，因其广泛的受众和影响力而进入知识分子的视野，被当时的有识之士视作是可以依托的进行国民教育的重要手段。为了充分发挥电影的大众教化作用，推动左翼电影的发展，在电影界建立一个进步文艺工作者的立足点和发展基地，夏衍、田汉、洪深等人商量决定，“通过当时在报刊上已有的戏剧队伍，把重点逐渐转到电影批评，批判反动的外国电影和宣传封建礼教、黄色低级的国产电影，为进步电影鸣锣开道”[3]176。在确立了这样的左翼电影批评发展路线后，一批思想先验的有识群体，除了积极地参与进步电影的创作，还树立了自觉的影评意识，意图通过意识形态鲜明的电影批评来反向促进国产电影的进步，而报刊杂志作为现代大众传媒的重要形式、公共领域的主要构成元素，便成为进步人士舆论承载和思想扩散的重要阵地。当时上海的《申报》《时事新报》《中华日报》《民报》等几大报刊的副刊陆续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影评人小组”松散控制，成为自由知识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发表进步影评，讨论公共事务、形成公共舆论，进而指引国民思想的重要公共空间。洪深作为左翼影评运动的一位骨干，利用自身的关系与影响力，积极地推动《晨报》副刊《每日电影》的创刊。 《晨报》在1932年7月4日第二版刊登了一则关于《每日电影》即将发行的通告，从这则通告可知，《每日电影》的发行人有严独鹤、洪深、周瘦娟、潘公展等人，主编为姚苏凤。通告列出了即将发行的《每日电影》的优点：“先读《每日电影》再赴电影院，不致上当；为《每日电影》撰评者，绝无背景，毫不顾忌；对于摄制有声片之艺术，特有详尽之贡献；逐日有中外电影事业之最新消息。”[4]从其标榜的优点可知，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考量下，《每日电影》的发刊初衷首先是给市民阶层介绍新上映的电影，目的在于吸引更多的读者购买报纸；其次，在美国电影大量输入进行文化侵略的情况下，推动国产电影的发展；最后，通过介绍中外电影的信息和知识，承担起中国电影进步之责任。之所以可以将洪深发表在《每日电影》上的影评视作其在公共领域的智性表达，是因为《每日电影》作为《晨报》的副刊，在内容生产方面相对独立，对洪深而言是一个言说社会、彰显意志相对自由的窗口。《每日电影》发行后，在洪深等人主导下的有关电影批评的争鸣与讨论，是一种基于平等交流意识的对话与表达，兼具时代性与批判性，“《每日电影》副刊上关于电影的讨论也往往不是单纯的艺术批评，而充分表现了政治、文化批判的性质和特征”[5]84。《每日电影》构筑起了一个专业而独立的公共领域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