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将玛莎·肯德(Marsha Kinder)的“跨媒体互文性”(Transmedia Intertextuality)概念①踵事增华，并对“跨媒体叙事”(Transmedia Storytelling)、“融合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媒体融合”(Media Convergence)以及他之前就提出的“文本盗猎者”(Textual Poacher)、“参与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等一系列概念阐幽发微②以来，相关的学术研究及大众讨论在国内外已蔚为大观。 詹金斯将跨媒体叙事定义为：“跨媒体叙事代表了一个过程，其中故事的元素在多个传递渠道中系统地分散，以便建构一种统一、协调的娱乐体验。在理想情况下，每种媒体都对故事的展开做出独特贡献。”③他所谓的跨媒体叙事是指《黑客帝国》(The Matrix)、《女巫布莱尔》(The Blair Witch Project)这样的横跨电影、电子游戏、网络社区甚至电视、小说、漫画、同人动画等多样化媒体的叙事。应该说，詹金斯提出的相关概念对媒体融合的新现实进行了有力回应。不过，他所处理的主要还是各种媒体之间的外部融合与协作议题，几乎未触及具体媒体(如电影媒体)内部发生的媒体挪用和融合现象，因此也就很难观照数字时代语境和媒体融合土壤中生发的有关电影自身的关乎媒体融合变化的电影形态。基于此，笔者抛砖引玉地提出“新媒介电影”概念。新媒介电影指以电子屏幕、电子游戏、数据库、录像等数字新媒介为表现对象，并依靠其进行叙事和影像建构的电影，包含屏幕电影、数据库电影、电子游戏媒介电影、录像媒介电影等。限于篇幅，本文仅聚焦于“屏幕电影”这一21世纪以来出现的新形态电影。 一、桌面电影、拾得录像电影抑或屏幕电影 屏幕电影是指《科灵斯伍德的故事》(The Collingswood Story，2002)、《巢穴》(The Den，2013)、《解除好友》(Unfriended，2014)、《网络谜踪》(Searching，2018)这样的全片或主要篇幅上以电影媒体对电子屏幕媒体进行媒体挪用与媒体混合的电影。在很大程度上，屏幕作为信息的主要出入口，操控着这个时代的文化生产与消费意识，生成了视觉文化的内部环流及外部连接。屏幕是一种具有高度再生产性和可扩展性的媒体，电影媒体对屏幕媒体的媒体挪用，是电影在数字语境和媒体融合环境下的自我更新与拓展。 面对这样的新形态电影，电影人、电影评论者、网友、影迷等曾提出乃至倡导过一些不同命名。我们有必要撮要进行辨析。 其一，“桌面电影”(Desktop Movie)。这一命名直接来源于2015年4月30日布莱思·比绍普(Bryan Bishop)对导演提莫·贝克曼贝托夫(Timur Bekmambetov)所进行的一次视频访谈，该访谈将《解除好友》这类电影称作“Desktop Movie”④。在此之前的2015年3月17日，凯文·李(Kevin B.Lee)在苏塞克斯大学的演讲中已经将自己创作的影片《变形金刚：预制》(Transformers：The Premake，2014)称作“Desktop Documentary”(桌面纪录片)⑤。凯瑟琳·格兰特(Catherine Grant)与卢卡·贝斯拉吉克(Luka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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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这一命名，将尼克·布里兹(Nick Briz)的《苹果电脑》(Apple Computers，2013)、路易斯·亨德森(Louis Henderson)的《尽皆固定》(All That is Solid，2014)等也称作“桌面纪录片”⑥。卢卡·贝斯拉吉克认为，桌面纪录片这种新兴的视听形式是“论文电影(Essay Film)基于计算机的一种跨学科变体……这种电影作为一种后媒体实践……完全在数字环境中进行，着意发挥着互联网的优势，广泛地使用软件和数字工具”⑦。国内电影界与新闻媒体也多以“桌面电影”来称呼《网络谜踪》《解除好友》这类电影⑧。从学理层面考量，“桌面”一词在不同语境下会有“桌子的面”和“计算机桌面”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所指⑨，即便是仅用于“计算机桌面”，也难以概括这类电影的特质与共性。“计算机桌面”又名“虚拟桌面”，一般指计算机启动成功后显示于用户面前的显示器主屏幕区，上面有软件图标、快捷方式等。而综观《巢穴》《解除好友》《网络谜踪》等所谓的“桌面电影”，其实它们不是通过计算机桌面(顶多是在局部表现出计算机桌面)，而是通过各种屏幕及屏幕中的可操作界面、软件、网站等进行叙事与影像建构，其特质和共性是“屏幕”而非“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