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探寻经济增长与发展根源的研究文献浩如烟海。除了传统的资源禀赋、资本积累、知识与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因素之外，制度的重要性越发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制度之所以被重视，是因为经济学家以及经济史学家发现，对于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甚至全球范围普遍存在的长期经济增长或停滞的大分流现象，制度能够为其提供强有力的解释。已经达成的基本共识是，制度对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①Olson强调，各国财富的巨大差异，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由于它们之间的制度及政策质量存在显著的差异。② 新制度经济学用制度及其变迁来解释经济发展。制度变迁既可理解为一套制度安排的形成过程，也可表达为一种更高效率的制度对原有低效率制度的替代过程，还可看作交易活动中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的结构性改善过程。既然制度是变迁的，而变迁过程是降低交易成本、改善激励结构、增进社会福利的演进过程，那么为何会反过来导致长期的经济增长停滞？或者说人们为何选择相对无效的制度且能够长期存续？诺斯创立的路径依赖理论试图对此进行解释。他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自我增强或正反馈机制，一旦它走上某条路径，其原有方向就会在后期发展中不断得到强化，从而形成制度变迁的轨迹依赖。诺斯强调，“路径依赖性是分析理解长期经济变迁的关键”③。其中，偶然性事件以及初始选择，对后期制度安排具有决定性影响，由此形成的核心思想是：过去塑造未来。据此，“历史是重要的”④。 制度及其变迁具有双重性。制度选择一旦走上了某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在以后的发展中会因为主观模型、组织学习机制以及对外在机会捕获的可能性而得到自我强化。如果轨迹的强化能够识别并消除无效的选择，能够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那么制度变迁将表现为良性路径依赖；如果初始的制度形成带来利益分化，而利益集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在谈判力量相对均衡时将带来制度的长期锁定，或者因利益垄断而阻碍新的路径选择，那么经济增长将由此陷于停滞不前，制度变迁则表现为恶性路径依赖。所以，制度沿着既定的路径，存在不同的依赖方向。制度的双重性隐含着“制度悖论”：理性的人类本着利益最大化原则选择的制度，既可能促进经济增长，也可能阻滞经济增长。 尽管学界对路径依赖理论给予高度赞扬，但存在的问题依然是明显的。Heikkila认为，制度的路径依赖与历史无关，而与信息有关。⑤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历史已经铭刻在任何一国的现有“信息格局”当中，所以对于行动者而言，往往是将历史感知与认知经验积累融合在当下情境来形塑制度安排的。因此，历史信息就成了多余，重要的是知识管理问题。⑥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制度惯性影响了制度变迁，而是取决于初始制度或制度遗产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潜在有用性。更重要的是，路径依赖理论的“偶然论”与“历史决定论”的宿命思想将大大损害其理论解释能力。第一，在路径依赖理论的文献中，“历史问题”和“路径依赖”是两个经常相互替代使用的术语，由于缺乏明确的定义，大多采用类推的方式将路径依赖与现象联系起来。⑦第二，由于路径依赖仅仅是制度演化的一种现象，而用路径依赖解释制度变迁，就等于是用现象解释现象。第三，特定的历史事件或者偶然事件尽管受到格外重视，但这些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并未作为制度体系的内生根源而给予一致性解释。事实上，在制度的发展进程中，并非只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在起作用，必须将其置于整个历史环境中进行多维度、开放的比较研究。⑧第四，路径依赖理论试图表明历史的作用，“人们在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⑨。但是，对于初始选择为什么是这样的制度而不是那样的制度，其决定机理是什么，经济史学家并未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同样，“历史是如何起作用的”，诺斯的答案十分有限，也不成熟。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什么是路径依赖的潜在根源，路径依赖怎样影响人类行为？我们对此知之甚少”⑩。Voigt和Engerer甚至认为，路径依赖理论无法为人们提供有用的政策建议，因为我们对于偶然的因素和不可逆的历史无能为力。(11) 事实上，无论是在路径依赖理论产生之前还是在此之后，围绕人口、生态、文化等不同维度的讨论一直在延续。其中，关于大分流最激烈的争论来源于“地理论”和“制度论”。已有文献表明，虽然同为“制度论”的支持者，但关于制度到底是什么，并不存在一致性认识。诺斯所谈的制度是“产权制度”，韦伯所说的制度是指“宗教信仰”(12)，Kuran强调的制度则是“现代法律”。(13)所以晚年的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不仅仅在于历史是重要的，而且更在于制度的选择要受到现行的制度环境、政治博弈、国家行为和文化传统的约束。(14)虽然Goldstone认为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是因为路径依赖，但他强调“没有什么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因为该结果是18世纪发生在英国的一系列小事件共同产生的。(15)Mahoney和Schensul指出，历史情境是非常重要的。(16)Bednar和Page则认为，制度变迁的驱动模式是“行为—文化—某种路径依赖”，并强调基于初始条件以及随后情境的时序分析的重要性。(17) 基于上述，我们认为，制度变迁或制度选择，并不完全由路径依赖决定，而是表现为情境依赖性。本文试图构建一个制度变迁情境依赖的分析框架，揭示制度选择的一般逻辑及其机理，并以此阐明中国农业经营制度的变革历程与未来趋势。 二、分析线索：制度目标、制度效率与制度变迁 1.制度重要吗？从三项研究说起 制度是重要的，初始选择是重要的，因而历史是重要的。近年来，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理论已经受到广泛的实证质疑或证伪。 Clark发现，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印度的机械棉纺织业到19世纪几乎复制了英国所有的机械设备与管理制度，社会法律制度也几乎克隆了宗主国，但无论是技术的照搬还是制度的移植，并未带来印度的经济增长，其劳动生产率甚至还赶不上英国童工的生产率。他据此认为，文化差异是国家穷富分野的关键。按照路径依赖理论，文化是一系列初始条件和约束条件动态演化引致的均衡，但Clark则强调在文化差异的背后，是一个生育文化基因的选择过程。基因不仅决定了当代人的经济成功，而且也决定了后代人的经济成功。所以，作为一个文化决定论者，Clark宣称“制度并不重要”。(18) 宗教在非正式制度中处于支配地位。不同的宗教往往被视为经济成长分野与路径依赖的重要根源。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认为新教徒的节俭和入世苦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Becker和Woessmann对此命题提出了质疑，认为推动新教区经济进步的根源，是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增长。(19)他们发现，在普鲁士1871年的452个县中，与天主教区相比，新教区拥有更高的识字率。他们使用各教区到威登堡(Wittenberg，路德宗教改革的发源地)的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证明了新教区在改善人力资本方面更具优势，从而修正了韦伯假说。Evans也证明，即使在社会阶层严重固化的拉美国家，由教育引发的观念变化，能够令边缘社会群体获得自尊并建立推进社会变革的信心，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不平等的挑战也会推动政府实施改善收入再分配的政策措施。(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