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法分类号 B038 作为世纪伟人，邓小平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尤其是他身上所体现出的中华民族优秀的人格，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和勇往直前的进取力量。笔者认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程中，认真研究学习邓小平的人格风范，从中汲取丰富的精神营养，这对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增强国民凝聚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阐述。 一、坚定的信念 崇高的理想 人格通常是指个人的道德品质、心理特征、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等的总和，也是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直接表现。一个人的人格固然体现在诸多方面，而理想和信念是人格中最富有价值的内涵。只有具备了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才会有奋斗的动力和不懈的追求。邓小平的一生，就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为亿万人民的幸福而执着拼搏的一生。这种理想和信念，奠定了他走向成功、走向辉煌的坚实基础。 早在少年时代，邓小平就立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宏伟志向。年方十六，他便远走他乡，赴法国勤工俭学，寻找救国之路。而后他又来到十月革命的故乡，接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生活和斗争的磨炼，使他的眼界豁然开阔，思想觉悟不断提高，追求的目标更加明晰。他要求自己，“我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注：《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9页。）并诚恳地表示：“我来莫（斯科）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注：《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9—20页。）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在此后数十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他出生入死，历尽艰辛，始终不渝地追求共产主义理想，时刻保持旺盛不衰的革命斗志，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诚如江泽民同志在邓小平追悼大会上所言：“他的崇高的品格和风范，体现在他全部革命实践中，体现在他‘三落三起’的经历和他勇敢地开拓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的进程中。当他受到错误打击、处于逆境的时候，他从不消沉，总是无私无畏，不屈不挠，沉着坚韧，对党对人民无限坚贞，对我们事业的未来抱乐观主义。”的确，不论是早年他在中央苏区由于站在同“左”倾路线斗争前列而受到左倾机会主义领导的严厉批判及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还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他又经历了两次重大磨难，都丝毫没有动摇他对党对人民事业的执着追求，他坚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真理必定战胜谬误。尽管黑云压城，他却勇敢地置个人荣辱安危于度外，与邪恶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这种高度的党性原则和鲜明的政治态度深得毛泽东的赞赏，称曰：“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注：《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05页。） 毛泽东所说的“政治思想”，指的正是邓小平在长期革命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高度的思想政治觉悟。诚然，有了这样的信念和觉悟，在重大斗争和转折面前必然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而不会失去主心，随风摇摆，甚至误入泥潭。邓小平这种独特的人格，不仅受到党内外各界人士的敬重，也深受外国友人的敬佩和赞誉。西方一家杂志社送给他一个雅号——“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在一次与邓小平的会谈中，曾向邓小平询问重返政治舞台的“秘诀”，邓小平意味深长地回答：“忍耐。”如何解释这种“忍耐？”芬兰前首相索尔萨说过这样一段精辟的话：“我们芬兰语中有个特别的词汇：忍耐。含意是拥有崇高的信仰，对为之奋斗的事业充满信心。这个忍耐与信仰便是邓小平的财产。”（注：《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04页。） 这既是对邓小平所说的“忍耐”的深刻的诠释，又完全符合邓小平曲折传奇一生的经历。这种在逆境中“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等待时机再干大事的涵养，鲜明地体现了他认定目标、锲而不舍的追求和不随波逐流、独立思考的个性。 邓小平的崇高理想和信念还表现在他那博大的爱国主义情怀。他特别强调在全体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求“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共同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道：“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同时指出，“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1页。）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邓小平认为，在国际交往中，既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广交朋友，但始终又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为了实现祖国的统一，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促成了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同时也为澳门、台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对那些鼓吹台湾独立，破坏祖国统一的反动势力和外国敌对势力的干涉，邓小平态度明朗：“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6—87页。）无庸置疑，国家要统一，人民要团圆，任何分裂祖国的图谋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对这一点，邓小平充满自信，因为中国任人宰割的日子早已成为过去，中华民族已经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坚定的爱国主义信念，是邓小平人格力量的核心之所在，显示了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因而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二、人民的儿子 无私的奉献 爱人民，奉献给人民无私的爱，这是邓小平崇高人格的一个重要内涵。他曾深情地说道：“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种拳拳情怀时刻萦绕于心，伴随他走过一生光辉的征程。 在邓小平的心目中，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他认为，共产党员的含义或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57页。）人民是父母，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始终没有忘记“儿子”对“父母”所应尽的职责和义务，这就是无条件地把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不论是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还是热火朝天的和平建设年代；不论是身处逆境的非常时期，还是擘划改革开放宏伟蓝图的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总是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实实在在地为人民办实事，实实在在地为人民谋幸福，是他不懈追求的目标。他深深地懂得，倘若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倘若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功只能是一句空话。因而，他最为反感的就是那种空喊高调却不顾人民实际利益的虚伪说教，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革命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6页。）这个批评， 切中了极左思潮的要害，反映了唯物主义者的人民利益观。基于此，邓小平认定，只要是于人民有利的、能够使他们得到实惠的事，他就坚决地去干，哪怕丢权罢官，也在所不惜。三年困难时期，为了使人民尽快摆脱困境，解决温饱，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了“不管黄猫、黑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论断，这对扭转当时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带来的严重的国民经济局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深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即使是在“四人帮”横行的1975年，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也不怕再次被打倒，利用主持中央工作的机会，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全面整顿运动，旨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失误，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让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让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以体现。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拨乱反正，使全党工作的中心尽快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目标上来。通过对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他深切地感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发挥得太少”，“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49页。） 对此，邓小平忧心如焚：“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页。）显然，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首先要体现在人民的丰衣足食上。因此，早在1979年，他就提出了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总体战略构想。后来，他又将此构想进一步概括成“三步走”的战略步骤。这个“三步走”，正是邓小平强国富民思想深刻而具体的体现。他心中装着人民，时时想着人民。他每到一处视察，总是详细询问和了解当地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情况。当得知绝大多数人吃的、穿的比较好了，居住的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他感到欣慰和振奋。1992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再度南巡，当亲眼目睹深圳特区的巨大变化，他难抑心头的喜悦：“我高兴，人民高兴，还有中国这个国家高兴。”并且语重心长地勉励：“要继续发展，要使人民生活继续提高。”（注：《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60 页。）这里说的两个“继续”，深刻地反映了邓小平对亿万人民更加美好未来的期盼，从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人民的儿子”对人民那浓浓的亲情和殷殷的挚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