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巨大的科学体系中，有一个关于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重要理论部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倾向作分析时说：“在马克思恩格斯卓越的、但是不完整的和试验性的理论中，有些空白已被发现和弥补，但他们分析中某些最有益的部分也被任其从视野中消失。”〔1〕“这种最有益的部分”，就是关于现代工业生产力对人类文明的伟大改造作用和由于这一伟大改造作用而引起人们生存方式、交往方式、相互结构、思维方式巨大变迁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发展理论。〔2 〕这一理论的第一开拓者当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作第二次开拓的是列宁，作出第三次重要开拓，使20世纪的现代发展和社会主义发生历史联系且结出丰硕实践成果的，是邓小平。关于现代发展、尤其是20世纪中国的现代发展的考察，是邓小平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视野。邓小平的现代发展理论是他的全部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理解邓小平的现代发展理论，是理解邓小平理论的一个关键，是真正解放思想、领悟邓小平所开拓的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一个关键。 一 在20世纪多数时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中，与霍布斯鲍姆所说的关于现代工业生产力对于人类文明伟大改造作用的理论在视野中消失的现象密切相关，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人们过多地把理论注意力投注于财产所有关系以及由此而发生的阶级关系，以此来涵盖对一切社会现象的观察，由此出发作出关于一切社会运动的说明。这样，现代发展问题、世界的现代化进程问题就被排斥在视野之外，或者被笼罩在资本主义的阴影之中。邓小平理论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把现代发展问题作为一个中心问题重新收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之中，并把这一理论部门从用“财产——阶级关系”模式说明一切的思维框架中超脱出来，使我们从许许多多姓“资”姓“社”的无谓争论中解放出来，从那种脱离实际、内容空泛但代价惨重的理论逻辑中解放出来，实现了人的思想方式上的一种突破。 指出这一点，并非是说邓小平的这种理论贡献仅是为了避免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而作出的一种逻辑推演。问题的实质是，现代发展，工业化生产力对于现代社会文明的改造作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存在，是一种世界的潮流。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世界历史进程，它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引起传统的农业社会文明向现代工业社会文明的大转变，因而也是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深刻变革的过程。在历史理论中这应该是一个独立的范畴。 早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恩格斯就以极大的热忱关注现代工业生产力对人类文明的巨大改造作用，并由此而形成关于“现代”的科学概念。他们明确论证了存在着一个由蒸汽动力和机器使用引起的工业生产的革命所开辟的世界历史发展的“现代”时期。这个现代时期是从十六世纪以来世界逐步进入的“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个“现代”时期以大工业及其创造的世界市场为基本特征，利用自然力来为工业服务，采用机器生产并实现日益广泛的和日益细密的分工，引起政治经济的重大变化，其中包括从私有制到“现代私有制”，从中世纪手工业者到“现代工人”，从“历史上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到“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从中世纪国家到“现代国家”等等。〔3〕同时， 他们也关注到当时非工业国家的现代发展进程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关于“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的论述，至今仍被现代化论者们反复引用。关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当时非工业国家发展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其双重历史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4〕关于这一使命的理论，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获得很充分的发挥；但关于第二个使命的理论，后来却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实在19世纪，正是“建设性使命”的历史力量才使“破坏性使命”得以施其暴虐，真可谓历史真理在罪恶的世俗中行走。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正是现代工业生产的强大力量推动着世界的现代进程，当然，这一进程在当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血腥罪恶。关于世界的现代发展，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观测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背景下的现代发展的观察，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发展理论的第一次开拓。 当然，我们也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后来的理论注意力的集中点有所转移。他们过高估计了19世纪中期西欧现代发展的成熟程度，对与这一发展相伴随的西欧资本主义的扩张势力估计不足，因而对现代社会走向的关注过快地集中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崩溃和社会的革命性变革上。尽管晚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对非工业化地带的现代发展问题仍然十分关注，但事实上，这一理论视点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到19世纪末，尤其是20世纪初以后相当长的一个年代里，马克思主义争论的理论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稍后则进一步集中在如何利用战争危机发起革命，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在此期间，列宁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考察中，对大工业的社会改造作用、特别是对落后的俄国社会的改造作用作了充分而宝贵的分析。罗莎·卢森堡对非工业地区将被迫采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工业化的分析，〔5 〕布哈林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从不合理的体系变成合理的组织”的分析，〔6 〕也是这段时期现代发展问题上的思考成果。但其间最主要的成果是，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提出，俄国在经济文化发展程度方面，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7〕因而，“俄国人现在是按亚洲方式做买卖， 但是为了善于做商人，就得按欧洲方式做买卖。但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一整个时代”。〔8〕而关于苏维埃政治体制， 他的评价是：“国家机构的一般情况：坏极了；低于资产阶级的文化水平。”〔9〕俄国象“汪洋大海”一样存在的小生产势力使苏维埃政权陷入前资本主义力量的“包围”之中，社会主义“被资末主义前的关系的层层密网缠绕着”。〔10〕所以，他称当时俄罗斯为“野蛮的俄罗斯”，认为“为了促使野蛮的俄罗斯”尽快实现现代发展，就必须“更快地仿效西方主义”，甚至为此而“不拒绝使用野蛮的斗争手段”〔11〕。基于这一观察，列宁果断地推进了新经济政策的试验，并且取得了公认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成就。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发展理论的第二次开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