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之春》当然是一部非常讲究“电影语言”的作品,其长镜头的优雅展陈体现出一种具有艺术高度的“镜像语言”。对此并无异议。可是,我们都知道,影片是从江南小城荒凉的城头(影像)和周玉纹的内心旁白(声音)开始的。开篇的城头,以及随后周玉纹回到家里,把买来的药交给礼言等,周的旁白一直断断续续地伴随着。如果试着从跟影像的关系这一点来给这些旁白分类,我们会觉察到,第一类是对故事背景、人物状态的叙述(“住在一个小城里边儿,每天过着没有变化的日子。早晨买完了菜,总喜欢到城墙上走一趟。这在我已经成了习惯。人在城墙上走着,就好像离开了这个世界。眼睛里不看着什么,心里也不想着什么。要不是手里拿着菜篮子跟我先生生病吃的药,也许整天就不回家”),换言之,在这里,旁白所传递的信息跟影像所传递的信息有关联,但不是“等于”的关系。画面是人物拿着菜篮子在城墙上走,可是这并不直接表示(旁白所交待的)周玉纹“每天”都这样来城墙,也无法直接传达她的心理状态(“就好像离开了这个世界”)。可是第二类旁白却和影像是一种“等于”的关系。周挎着菜篮子回家,直接走进了菜篮子该被放置的地方(厨房),而与这个影像同时出现的,是周的旁白“买完菜回家,我就进了厨房”。或者,当随后出现的礼言对周喊“玉纹!玉纹!”时,默默不语的周的旁白则是“现在他叫我了”,这里也是“等于”的关系。
图1.《小城之春》剧照 画面是周挎着菜篮子走进厨房,旁白是“买完菜回家,我就进了厨房”。画面是礼言正在叫周,旁白是“现在他叫我了”。从所谓的“电影语言”的观念来看,我们常常被教导的是,已经用影像传达出来的东西,就不需要用旁白来再传达一遍。不然也许会被教训说:“你懂不懂电影?” 费穆好像不太“懂电影”。因为他就是这么做了。 我们都知道《小城之春》是中国电影史上代表中国电影艺术成就的一部经典之作,我们也知道在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之后,费穆的这部作品是在“文革”后获得了重新评价。我们还知道,中国电影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了一个时代性口号——“丢掉戏剧的拐棍”。其实,不仅是戏剧,电影也被呼吁要摆脱文学的束缚。当然,摆脱文学的束缚不是指不要从文学中吸取营养(不少影片还是改编自文学作品),而是呼吁要追求电影表现的纯粹性,追求真正的“电影化”“电影感”“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电影里文学元素的存在,一时间仿佛成为大忌。 对“电影语言”的强调和对《小城之春》的重新评价(肯定其在电影艺术、电影语言上达到的高度成就),大致是在同一个时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出现。可是正如我们刚才确认的,作品里旁白与画面影像在传达内容上的“等于”关系,这不正是“电影语言”观念最忌讳或嗤之以鼻的“不懂电影”吗? 当然没有人会说费穆“不懂电影”。 画面内容和旁白内容完全一致的事例,在另一位伟大的电影作者布莱松的影片里也常常会遭遇到。在我们熟悉的《扒手》(1959)里,以偷窃为生的主人公米歇尔离开女主人公珍妮家后回到自己家,画面和旁白的呈现和配置如下: 米歇尔推门进屋(旁白:“想出门远行”) 挪开床,从墙角里取出偷窃来的钱(旁白:“想要干什么呢”) 出门,坐上出租车直奔车站(旁白:“能到车站吗?”) 下车后走向车站窗口买票(旁白:“向售票窗口走去”)
图2.《扒手》剧照 很显然,跟费穆的作品一样,在这里,米歇尔向售票窗口走去的画面和“向售票窗口走去”的旁白在传达的信息上完全是“等于”关系。布莱松在呈现这个动作的同时,附上了描述这个动作的旁白,而旁白描述的信息量比画面影像给出的信息量一点不多也不少。布莱松的另一部作品《乡村牧师日记》(1951)也有类似的情形。影片一直伴随着日记文字的旁白,其中有画面跟旁白不完全重合的场面,也有完全等同的部分。譬如,青年牧师到新教区不久,(影片开始约四分多钟处)日记的一页在画面出现,这一页上的日记文字被主人公一字一句地读出来(旁白):“法布尔加氏今晨来教会了”。而与这句话几乎同时出现的就是法布尔加走进教会院子的画面。 当然布莱松不会被认为“不懂电影”。
图3.《乡村牧师日记》 早期法国重要的电影人让·爱泼斯坦在20世纪20年代初诗意地抒写了他对电影这门新兴艺术的期待。他认为,以戏剧性冲突为中心的故事性并不在电影关心的重大范围内。即便情节、动作还没有展开,戏剧性已经在事物的表面呈现——窗帘、门把锁、钢笔笔尖上的墨水滴……“烟缸上燃烧着的雪茄仿佛在预示着威胁的临近,飞扬的灰尘预告着背叛,令人不安的图案纹样在地毯上伸延,椅子的把手嘎吱嘎吱晃动”,“他最终结婚了还是没有结婚,这真的是你想知道的一切吗?看吧,事实上没有一部电影不是以大团圆结束的,观众则在影片约定的时刻里体验幸福结局。电影是真实的,而故事在说谎”。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