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七十华诞。七十年前的今天，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艰难苦困玉汝于成”，在一次次的挫折与拼搏后终于站起来了。七十年后的今天，中华民族以发展中大国的身份屹立于世界之林，让世界看到了我们的成长与成就。七十年沧桑巨变，七十年辉煌腾飞，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而新中国电影就像一面镜子，将历史的风云变幻都收入影像之中。如今，中国已稳居世界第二电影大国的位置。跟随祖国一同成长发展的中国电影，也必将继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要在回顾新中国七十年中国电影各阶段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深入分析、阐释西方电影理论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影响与贡献，进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建立中国话语体系与话语标准，用中国智慧去推动中国电影与世界的融合，为世界电影发展提供更多的中国智慧，做出更多的中国贡献。 电影这一新兴事物自1896年传入中国以后，就引起了国人的极大兴趣与广泛关注，中国电影人也开始在学习中不断地对电影艺术展开探索。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有声电影走向初步成熟的年代，也是无声电影达到艺术创作高峰的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电影艺术家，如夏衍、田汉、阳翰笙、洪深、郑正秋、孙瑜、蔡楚生、沈西苓、吴永刚等。“这时期的电影从艺术质量和生产规模、经营形态等方面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艺术大家和经典作品层出不穷，他们共同构建了中国电影的这一高峰阶段。”①在电影理论方面，左翼进步电影理论全面接受以苏联电影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电影理论，同时也介绍引进西方电影理论。客观地说，以好莱坞为主的西方电影理论也对这时的中国电影创作和理论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进步电影理论在与国民党官方电影理论和“软性电影”理论论争的基础上实现了自我建设。1930-1933年之间，苏联电影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艺术上都被中国电影工作者接受，活跃在上海的许多左翼电影人的创作也受到了苏联电影的影响。随着左翼运动的深入，夏衍、郑伯奇等一批进步电影人以饱满的热情翻译介绍了一大批苏联电影以及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的电影文章、理论和思维技巧。著名的苏联蒙太奇理论传入中国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时至今日，蒙太奇艺术仍然是中国电影制作及评论界经常讨论的话题。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是现实主义电影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的时代，其含义不仅是对当时的时代和社会进行意识形态审视，而且还包括秉持题材选择的现实态度、引领时代潮流、为社会时尚注入新的社会意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1966年可谓是中国电影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历史时期，俗称为“十七年电影”时期。“‘十七年’是一种新的社会话语形态的形成时期，也是一种旧的话语被改造的时期，人民政权的建立，为新中国的电影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条件，电影生产、放映体系的建立成为中国电影发展的有力保障。”②如何抓好电影这门如列宁所说的“最重要的”艺术，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聚集了一批外语人才，专门从事外国电影翻译工作，这支电影理论编译队伍为我国电影界提供了亟需的精神食粮。1952年，《世界电影》的前身《电影艺术译丛》刊物正式创办，是我国最早创办的专业理论性刊物之一，一直及时地译介以苏联电影理论为主，兼及西方各国电影理论的重要研究成果，为我国专业的电影工作者打开了朝向世界的一扇窗。当时，苏联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为“十七年”电影树立了学习模仿和借鉴的榜样，苏联电影的体系和思想被“十七年”中国电影工作者广泛采纳接受。1959年之后中苏关系走向破裂，国内开始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影片，中国电影基本与外界隔绝。随后中国电影在对内传承探索和创新的浪潮中，有了再一次的发展：1960-1965年，我国共生产了一百六十余部电影，包括《刘三姐》《杨门女将》《红色娘子军》《枯木逢春》《早春二月》《小兵张嘎》《舞台姐妹》等。这次发展浪潮提高了影片的艺术质量，本应前途可观，但后来由于对意识形态领域错误的、过火的批判，上述优秀影片都遭到了公开批判，形成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这场批判运动愈演愈烈，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文革”十年，“四人帮”在思想和理论上造成混乱，全面否定了“十七年电影”的成就与传统，使中国电影事业受到了致命打击与扼杀。
《刘三姐》海报 “文革”结束，百废待兴。中国迎来了崭新的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促使文艺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在19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作为一种国家战略决策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的几乎每一个层面。”③中国电影再次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世界，创作方面也以“走向世界”作为目标。由于“十年浩劫”时期对现代理论的彻底打压，对于尚未建立起系统电影研究规范的中国电影界来说，传统电影理论和现代电影理论的补课可谓是迫在眉睫。④1962年《电影艺术译丛》曾经刊登过邵牧君翻译的安德烈·巴赞的《蒙太奇运用的界限》，试图将巴赞的电影理论引进中国，但是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直到80年代初，由张暖忻、李陀撰写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才在电影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文章指出了中国电影和中国电影语言大大落后于世界电影和世界电影语言的原因，并为中国电影语言现代化指出了几个方向，探讨如何通过努力和革新推动电影语言的进步，追上世界电影艺术、语言发展的脚步和潮流。不可否认的是，80年代初巴赞理论之所以会产生深远影响，离不开张暖忻、李陀撰写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这篇文章。在电影语言的新论中，张暖忻、李陀将安德烈·巴赞的电影美学主张作为标杆，提倡中国的电影艺术家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把从外国电影语言中汲取的营养消化，结合我国人民的现实生活，创造出能够体现我国民族独特风格的现代电影语言来。总之，首先是汲取，然后才有消化和吸收。”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