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0X(2019)06-0005-12 一、新中国70年电影发展的历史脉络与主要成就 梳理新中国70年电影艺术的发展历程，以改革开放为标志性历史节点，可以粗略地将其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即改革开放前近30年的历史；第二阶段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到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即改革开放后40多年的历史。 而在这两大阶段的历史脉络中又包含着若干重要时期。第一阶段包括“十七年”电影、“文革”时期电影和恢复时期电影等；第二阶段包括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电影、20世纪90年代电影、进入21世纪的电影、十八大召开后的新时代电影等。 (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电影：从师法苏联到探索电影民族化 新中国电影体系和社会主义电影体系在这一阶段初步建立，并持续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挥着全方位的影响力，具体表现在几大方面： 其一，在电影功能的实现上，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电影深受苏联电影模式影响，鲜明地强调意识形态与宣传教育的功能，强调电影应服务于政治和新生人民政权建设的需求，提出了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发挥着革命与建设、团结人民与打击敌人的关键作用。与此同时，新中国电影也开始了民族化与多样化的探索，电影的多元化发展也是中国电影在这一阶段的重要面向。“十七年”电影时期诞生了《我这一辈子》(1950)、《白毛女》(1951)、《翠岗红旗》(1951)、《南征北战》(1952)、《渡江侦察记》(1954)、《董存瑞》(1955)、《平原游击队》(1955)、《祝福》(1956)、《上甘岭》(1956)、《铁道游击队》(1956)、《不夜城》(1957)、《羊城暗哨》(1957)、《女篮五号》(1958)、《柳堡的故事》(1958)、《永不消逝的电波》(1958)、《红旗谱》(1960)、《革命家庭》(1961)、《红色娘子军》(1961)、《甲午风云》(1962)、《李双双》(1962)、《红日》(1963)、《地雷战》(1963)、《冰山上的来客》(1963)、《野火春风斗古城》(1963)、《英雄儿女》(1964)、《舞台姐妹》(1964)、《地道战》(1965)、《烈火中永生》(1965)等众多经典作品，以工农兵题材片、战争题材片、历史题材片、人物传记片、反特惊险片、名著改编片、喜剧片等，展现出广阔的民族历史景观与现实风貌。在清晰的政治宣传教育功能的定位下，中国电影依然有了“百花齐放”的多样化发展。不过，在“文革”时期，受极“左”思想影响，电影的政治功能被放大到极致，“百花齐放”变为“一花独放”，电影的多样化探索遭到严重阻碍和冲击。 其二，在电影生产机制方面，新中国电影的生产主体呈现出国有/国营电影工业体系与鲜明计划体制的特点。具体体现在电影制片厂的建制、影片生产的规划、电影“明星”机制和电影审查机制建立等方面。如：新中国成立后，很快便建立了以“八大电影厂”为核心的国有/国营电影生产体系，囊括区域性的故事片厂、隶属军队的“八一厂”及体制内专业化的新闻纪录片厂、美术片厂、译制片厂、科教片厂、农业片厂等。又如：在影片生产上，产生了配合重大宣传和庆典需要的“献礼片”。“献礼片”的拍摄是新中国电影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它与中国电影长期存在的国营电影产业占主导地位的电影生产体制直接相关，也与国家对电影宣传作用的高度重视分不开。①如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1959年)举办的“国产新片展览月”中便出现了大量质量较高的影片，包括《风暴》《林则徐》《青春之歌》《万水千山》《老兵新传》《今天我休息》《战火中的青春》《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这些影片的创作队伍和技术设备等均为提早安排选配的，鲜明地体现出电影的政治功能性和计划特色，但在多样化的电影风格探索中，这些影片依然取得较高的艺术成就。此外，少数民族题材片、戏曲片/舞台艺术片、儿童片、美术片、科教片等也都按计划、按比例进行布置安排拍摄。再如：以“新中国优秀电影演员”(即“新中国22大明星”)评选为标志的“明星”机制的建构，也是一种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电影机制的独特体现。它由各主要电影制片厂推选，结合群众喜闻乐见的程度，兼顾特定的标准和比例，最终由政府批准并将演员巨幅照片悬挂于各大影院，是将“计划”与“社会/准市场”相结合的、不同于好莱坞明星机制的一种独特运作方式，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应。 其三，电影的传播机制体现在影院建设与影片放映机制、电影资讯的媒体传播等方面。新中国的影院建设和影片放映形成了“固定与流动相结合”的机制：一方面，县以上行政区基本都建有影剧院；另一方面，“露天电影院”“农村电影放映队”等流动中的电影传播力量让电影的影响渗透到工厂、农村、学校、企事业单位等各个地方，基本上实现了电影的全民覆盖和全国覆盖。电影资讯的媒体传播方面，以《大众电影》为代表的电影杂志在推介电影资讯、传播电影文化、引领社会风尚等方面发挥了独特影响力，《大众电影》创办的“百花奖”还开创了新中国群众参与电影评奖的先河。实际上，在这一阶段，电影行业成为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个特别的宣传文化中心：对外，新中国电影成为一道独特的世界文化与传媒景观；对内，电影则凝聚了人们共同的时代与文化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