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伦·凯德拉说，赛博朋克曾一度被视为一项后现代语境下的极富想象力的事业，其基本主题是人类意识占据着电子空间，从而打破人与机器的界限。其中的“赛博朋克”也可以换成“塞博格”，这两者虽不是同一个词，但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赛博朋克”与“赛博格” “赛博朋克”首先表现为一种类似于西方“新浪潮”科幻文学运动的流派，“由一群作家发起、但却不乐意过早地贴上标签而开始的”①。“新浪潮”科幻运动曾经引发国际科幻小说界的强烈震动，“新浪潮”作家努力要将科幻融入主流文学，导致科幻小说放弃自己的价值、传统，遭到一部分勇敢的年轻作家的批评；后者于是用激进的作品努力寻求科幻小说的回归，这就是最初的“赛博朋克”运动。1980年代中期，著名编辑伽德纳·多佐伊斯根据以前编辑过的一个短篇小说Cyberpunk(作者为Bruce Bethke)的篇名来命名这批作品。这是一个由英文“控制论”的前缀(Cyber)与新兴的反文化生活方式(Punk)构成的合成词：CyberPunk，就是汉语的“赛博朋克”。这个词最初充满嘲讽意味，是伽德纳·多佐伊斯对布鲁斯·斯特林等攻击传统科幻小说一帮人的讽刺，意为“电脑(Cyber)痞子(punk)”②，而布鲁斯·斯特林等人也揶揄地以这个名称自居，不久，这个名称便病毒似地在媒体流传开来，成为一个最时髦的词语。后来这个词还被赋予越来越多新的含义，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1990年代以来，这个词的影响持续扩大，并且进入电影、电视、音乐、体育等一切社会领域。美国作家吉布森与斯特林是当时“赛博朋克”科幻文学运动的核心人物。威廉·吉布森最有名的长篇小说《神经浪游者》(Neuromancer)是“赛博朋克”科幻的经典。Neuromancer这个词由neuro和mancer两部分组成。Neuro代表Nerves(神经)和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而mancer代表mgician(魔术师)和romance(“传奇”)。同时，它还指代书中的主人公蔡斯(Chase)，一位制造了许多电脑病毒、给社会带来混乱的电脑黑客，像一个邪恶的魔术师。总体而言，吉布森科幻小说人物总是“如沙似地散居，但却由电脑网络相连结”③，而且还“共有某些愤世的‘朋克情感’。”④这是较早的赛博格文学。其小说还波及电视和电影，例如电视片《最高指挥所》和电影《刀锋上的奔跑者》就是“赛博朋克”电影的先声。另一个作家布鲁斯·斯特灵也有诸多代表性作品，例如《心内海》(1977)、《人造孩子》(1980)、《晶体阵点》(1985)、《蜂群人》(1982)等等，其中《人造孩子》讲述人性如何在与环境的控制、斗争中发生改变的故事；《蜂群人》讲述“机械族人”和“变形人”对文明发展的看法，总体上都体现出人类的本质将随着新的技术文明而发生改变的主题。故而赛博朋克科幻文学主要有以下特点：(1)“赛博朋克”运动不满新浪潮科幻的反技术倾向，而是重视高科技与新技术的价值，表现出典型的“硬科幻”风格；(2)“赛博朋克”关注未来社会高科技形成的发达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与底层、边缘社会之间的对立，形成齐泽克和詹姆逊所说的未来资本主义社会新的不平等结构，常常表现灰暗、颓废的环境；而赛博朋克电影则通过数码科技，将这种极富现实感但更多源自科幻创作者主观感受的“未来现实”之末日感表现得更为直观，形成了独特的赛博朋克气质，从《大都会》开始，到晚近的《银翼杀手2049《阿丽塔：战斗天使》《流浪地球》，赛博朋克电影逐渐发展出拥有特定内涵和风格的影像表达方式，其中最重要的特征是用数码媒介那种冰冷的机器时间成为冲击感官的主导力量并制造出对比强烈、压制和束缚人的存在的未来空间。人的本质进一步异化，身心分裂到极致；(3)赛博格是赛博朋克偏爱的主题。如果说一般的人工智能是将人的意识和主体性赋予机器，让机器成为人本质力量的延伸，那么赛博格则是机器对人身体的解构，是对人类中心的挑战，其二元分裂的内在本质使其成为典型的后人类主体。 二、“超级女英雄”符号的建构 “赛博格”的英文是“cyborg”，由“cyb(emitic)”与“org(anism)”合并而成，音译“赛博格”，又译成“改造人”“生化人”“电子人”“机器人”等多种名称。“赛博格”的概念在美国科学史和文化研究学者唐娜·哈拉维那里，发展成了能够颠覆和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性别与政治秩序的全新物种。 尼尔·伊斯特布鲁克通过研究《神经浪游者》发现了传统的赛博朋克科幻文学的价值观，并不真如其名一样叛逆，相反，它显现出一种反动、保守的价值观，“与剥削性的技术、对权威的顺从和丰富的时尚紧密结合在一起”⑤成为资本、权力和商品经济合力下的奴隶。于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艺术革命，需要女性主义与赛博朋克联手。 哈拉维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丰富和发展了1960年代以来人机交互研究而产生的赛博格概念：这“‘是一个后性别世界的生物’，他/她/它不梦想一个建立在核心家庭基础上的社群，而是呼吁一场社会关系的革命，以抗争的、乌托邦式的观念重构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形成的‘头脑与身体、动物与人类、有机体与机器、公共与私人、文化与自然、男人与女人、原始与文明之间的二元对立’，因而正在，并将进一步改变人类关于生命、死亡、现实、意识、主体和精神等一系列命题的思考和认识。”⑥而女性主义赛博格的理想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主体，尽管它们具有多重定位，却能够在高科技的世界里生存下去并且取得成功。”⑦ 赛博格的本质特征是杂糅、不纯粹，这意味着某种意义上西方古典真理传统的终结。福柯认为，真理“指的是没有混杂的东西”⑧，真理是纯粹的。但在后现代社会，纯粹、单一的事物，注定要被淘汰。元语言冲突形成的解释旋涡，让每个个体都面临选择的难题，只用一种元语言或价值体系解释纷繁而多面的文化现象注定是行不通的。故而，分裂是后现代主义文化中主体生存的必要形式。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期思想家巴门尼德所说的存在与思维的纠结，让每一个个体既是主体，又是对象，既是思想者，又是对思想着的行为的研究者。元意识思维从幕后登上前台，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化舞台既缺席又是唯一在场的主角。而赛博格就像同时存在于现实世界、虚构世界的幽灵人：“赛博格是一件关于虚构和过去经历的事情，它改变了20世纪晚期算作女性经历的东西。这是一场生与死的斗争，但是虚构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边界是一种视觉上的假象。”⑨因而在此意义上，哈拉维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赛博格。赛博人既无起源故事，也无人文传统，因为跨越多种在传统看来无法逾越的界限，而变得不确定。现实中的赛博格人，并不强大，因为失去传统和确定的力量，反而有些孱弱，这与科幻电影中的“超级英雄”主体形成强烈反差。根据符号学原理，符号表达意义的不在场，那么西方科幻电影中越来越多的超级女英雄符号，恰恰是西方现代生存困境中女性焦虑自我的投射。受福柯话语理论的深刻影响，哈拉维认为，“女性”和“女性主义”都是建构出来的：“身为‘女性’并不意味着天生被束缚。甚至没有‘身为’女性这样一个状态，它本身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范畴，建立在有争议的性别科学话语和其他社会实践中。性别、种族或阶级意识是家长制、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些矛盾的社会现实的可怕历史经验强加给我们的一种成果”。⑩在这种情况下，“女性主义者中(更不用说女性中)沿着每条可能的裂纹而生的痛苦碎片，使得女人这个概念晦涩难懂，这是一个借口来形成女性互相统治的矩阵。”(11)如此，“超级女英雄”电影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女性和女性主义者寻找身份的敏感诉求，同时也是很多男性导演热衷创作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