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吊诡的审美经验：“看脸时代”的悄然莅临 近年来，“看脸时代”这一表述依托媒介文化的泛娱乐生产逻辑在东亚文化语境下广为流传。由它生发出的一系列相关的网络热词，如“正太”“萝莉”“小鲜肉”“花美男”“颜值”“颜控”“萌文化”等，融入当代媒介文化实践者群体的日常生活和交流语汇，共同指向了大众审美的一种可能的新倾向，促使机制化的媒介文化依其逻辑调整自己的产品策略，以满足消费者通过“看脸”获取快感的需求①。从大众认知的角度看，“看脸文化”一方面将脸从人的身体以及身体所处的具体社会语境中抽离出来，以符号手段掩盖身体在物理世界中衰老退化的自然规律，从而获得一种“永葆青春”的虚假幻象，也令“抗拒变化”的议题在媒介文化中获得了某种热点地位；另一方面，从文化学的角度看，脸是人最为直接的形象载体和符号再现，作为一种社会性建构，脸承载着与社会文化系统进行交流和互动的功能②，也就是说，脸在媒介文化构建的社会议题中承担着传情达意的特殊任务，它表征着特定人群所依赖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意蕴。一如南茜·亨雷(Nancy Henley)所言：“人对自己的容貌和身体的想象……在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实现文化统治、组织人际关系最主要的非语言渠道。”③ “看脸文化”在媒介话语中的流行，自然是传播技术驱动下文化的“图形转向”(pictorial turn)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作为对20世纪60-70年代出现的“语言论转向”(linguistic turn)的反拨，“图形转向”开始被学者们用于描述图像逻辑对文化发展具有的主导作用④，以及情感在这一过程中对理性的僭越⑤。在信息技术狂飙突进、媒介融合日趋深化的语境下，高度视觉化的媒介文化所构建的图像世界，因其更加明晰的意义机制和更加便捷的认知路径，开始全面侵占人们的生活时空。视听符号在实体社会向媒介社会的转型中不仅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更将世界越发转化、构想和把握为具体可感的形象。 如果将媒介文化对人的面部的建构追溯到电影工业诞生的20世纪初，那么我们可以发现有关脸的塑造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由好莱坞创设并推行的具有典范意义的电影工业时代的“明星脸”，其次是伴随着电视的普及和媒介文化的全球风行而带来的“媒介脸”，再次是媒介文化在进入融媒体乃至自媒体阶段后出现的、消费者广泛借助数字编辑手段和社交媒体平台实现的生产与传播充分个性化的“后媒介脸”。电影工业生产的“明星脸”作为标准化面容制造的滥觞，在早期流行文化领域指涉某种约定俗成的大众美感经验；进入电视普及的时代，由社会公共事件生产的既可能是精心设计的又可能是随机选取的“媒介脸”，更多呈现出一种社会事件所赋予的公共性色彩；而由电视和互联网共同制造的融媒体乃至自媒体时代，它使个体作为消费的积极参与者，通过个性化数字编辑手段自主生成的“后媒介脸”，俨然成为由媒介文化推崇的流行的审美时尚。这是一个媒介文化从构建现代性到全面卷入非现代性的过程。其实，那些带有机械复制色彩的标准化面孔的流行体现了技术逻辑和经济逻辑在塑造大众审美方面的双重成功，但同时也造成了人类审美经验中能指和所指、符号与本体之间的断裂危机，任何面孔的重构都难以挽回昔日大众审美理想的流逝。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脸的塑造的三个阶段，并非是前后衔接的线性关系，而是随着技术和媒介文化的发展，以不同类型的文化姿态彼此交缠的关系，有着复杂的交叠性。在当下，被流行文化所推崇的具有最大公约数效应的技术消费型的脸，一定意义上就是“明星脸”“媒介脸”和“后媒介脸”三者之间的互鉴和融构。 在历史学家让—克劳德·施密特(Jean-Claude Schmitt)看来，无论是作为身份符号的脸、作为表情载体的脸，还是作为再现场所的脸，都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和人们感知社会风化史的标签。“如果说脸本身即构成了一种符号，那么它既承担着我们加诸其上的一切，也承担着它自身所隐匿的一切。”⑥被早期电影工业塑造并推崇的“明星脸”，可被视为“时代的面容”，其视觉和审美形态符合特定历史条件下最广大文化消费者的审美标准，那些或光滑细腻、或粗犷豪放的面部肖像，成为人们追逐和向往的审美标杆。可以说，“明星脸”既是明星个体实现自我表达和信息传播的工具，又是媒介文化对社会关系加以操演的重要场域。随着媒介文化的发展，以“明星脸”为核心概念的“看脸文化”开始出现变化。以往滋养标准化的“明星脸”的文化土壤——依托电影工业发展起来的明星制，逐渐被一种以讯息包裹大众的日常媒介环境所取代，这一媒介环境将脸部呈现的裁决权部分地让渡给了电视荧屏传播的社会公共事件，部分让渡给了广大的普通消费者。电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普及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电视与电影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电视在大众审美之外极大地拓展了大众需求的呈现范围，它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化为电视荧屏上的事件，聚焦这些事件所带入的公共人物以及他们所散发的公共能量。电视的步入千家万户，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明星脸”制造预期有所弱化，公共人物的形象开始充斥无处不在的电视荧屏。脸的消费带有一种公共事件色彩，社会标准变成一种事件标准，标准化的集体审美行为逐步演变为公共性的观看行为，“媒介脸”的出现实际上体现了大众审美逐渐将自身从明星崇拜的审美模式中解放出来，将审美行为转化为观看行为，并使之与日常生活实践密切连接起来。至于“后媒介脸”的出现，离不开互联网的崛起，尤其融媒体、自媒体的出现。作为当代媒介文化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互联网统辖下的融媒体和自媒体使得大众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对自己所心仪的面孔进行建构的权利，各种类型的便捷修图工具和可实现图像即时发布的社交平台，固然难以令消费者获得与传统媒介文化机制等量齐观的传播声量，却也令“大众的声音”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放大、被传播。要言之，伴随着塑造标准化面孔的权利的大众化(甚至民粹化)，脸成为当代人群的重要交流媒介，一个“脸性社会”逐渐成型。对于这种建立在媒介文化打造的大众审美和消费经验基础上的社会话语的分析，也就成为我们理解当代文化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的不容忽视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