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0X(2019)04-0018-08 新世纪以来,韩国谍战片发生了明显的叙事转向,其本质上是后冷战格局下叙事思维的镜像转化。在二战后美苏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冷战对垒中,自诞生之日起,韩国谍战片就有着强烈的政治意识指涉,银幕上邪恶的假想敌和正义的国家/民族卫士之间进行着曲折反复的武力/智力搏斗,充当着韩朝思想对抗与宣传的重要工具。从一定程度上说,韩国谍战片的发展,暗合着从冷战进入后冷战时期东北亚政治格局中的朝韩关系的现实走向,其叙事的微妙颤动犹如朝鲜半岛局势晴雨表上摆荡的指针。 一、叙事转向:后冷战思维与镜像叙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在世界格局中构成了意识形态对垒态势,在对朝鲜半岛的占领和托管问题上,其集中体现出冷战格局下两大阵营的较量。1948年,在美苏两个大国的授意与扶持下,以北纬38度为界,朝鲜半岛相继成立了南部的大韩民国政府和北部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两个政府都宣称自己是朝鲜半岛的唯一合法政府。意识形态的对立,加剧了朝鲜半岛上南北对峙的形势。 在冷战时期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谍战片作为“一个极为典型的冷战类型”①,则成为折射朝韩关系的重要镜像叙事类型。以意识形态的敌对和排斥为逻辑起点,在冷战分界线两侧各自形成迥然不同的政治话语,进而表述为仅从己方立场出发而无视他者实情的镜像文本。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意识形态对立中,谍战片的叙事表达是在冷战隔绝的文化空间里建构起双方想象性关系描述的,在宣扬自身优越性的同时,将对立方塑造成邪恶、危险的“他者”形象。 在世界谍战片拍摄的浪潮中,韩国谍战片的叙事模式表现出独特的半岛地缘政治和民族话语体系,而且从冷战年代过渡到后冷战时期显现出明显的叙事转向。“1947年开始的冷战,到了1991年因出乎预料的苏联崩溃而终止了。冷战本来以两个元素为基干,一是两个敌对的、互相排斥的意识形态,二是核武器。”②从历史语境来看,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本营的苏联在1991年的解体标志着冷战对峙的结束,全球进入后冷战时期,但存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思维却并未立即终结,因而“后冷战时期”更像是一种语义上的区分。后冷战思维是对冷战思维的延续和修正。一方面,伴随着意识形态边界的逐渐消融,其内在的对抗性因素逐渐走向缓和;而另一方面,两大阵营对峙的结束,也取消了建立在军备竞赛基础上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全球政治格局中的紧张局势得以缓和。 从20世纪90年代初显现的朝鲜核问题以及所引发的半岛核危机这根敏感的神经,这样的政治社会现实成为新世纪韩国谍战片的叙事焦点和恐惧根源。大体而言,新世纪韩国谍战片的叙事转向集中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朝鲜形象的塑造由“恐共”向“恐核”的危机移焦;二是韩朝对共同民族身份的认同取代了意识形态的对峙,通过抨击政府的权力阴谋造成的民族分裂苦难,有意识地淡化政治意识形态差别,而强化民间认同。 韩国经历过日本殖民统治之恨、朝鲜战争之殇、民族分裂之痛,其谍战片在银幕再现和历史讲述过程中,混合着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民族情绪。“在解放、战争、分裂这些相关联的事件所激起的反日情绪和亲美意识下面,所有国民成为历史牺牲者的意识被强化了,自由——反共——爱国——民主主义,被视为同一件事,为当权者所用,从而形成理解韩国电影的独立脉络。”③“反共”成为冷战时期韩国电影反复点染的关键词,对朝鲜共产党政权所表现出的恐惧与厌恶,频频出现在韩国电影的展示场中。从这种意义上看,谍战片作为反共电影的一个重要亚类型,通过塑造邪恶而危险的朝鲜间谍形象,在影史上勾勒出一个不可接触的朝鲜形象。 1949年,韩滢模执导的电影《击破城壁》开启了韩国“反共电影”的先河;1954年,由首尔警察局制作的“启蒙电影”《昌秀,万岁》中出现了朝鲜间谍的形象,该片通过对因揭发朝鲜间谍夫妻而立功的小学生进行表彰的故事,在民众间普及了甄别间谍的知识,产生了反共宣传教育的功效。1961年6月18日,以朴正熙为首的军人集团在韩国发动军事政变,建立起长达18年的军人独裁统治的维新政府。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末,维新政府以“反共”作为基本文化政策,并以授予进口影片配额的方式鼓励拍摄“反共”影片。 1954年《命运之手》因为银幕首吻而成了韩国影史上的话题之作。影片讲述了化名为玛格丽特的朝鲜女间谍静爱,以酒吧女的身份与韩国反侦人员申英哲接触并相爱的故事。该片通过刻画外表性感妖娆而内心清纯善良的朝鲜女间谍的复杂形象,开启了韩国谍战片“亲密的敌人”的情节模式,延伸影响至1999年《生死谍变》中凄美爱情与政治纠结的叙事雏形。从前者的银幕首吻到后者的“接吻鱼”物象营造,“叙事层面上在两性关系中呈现出来的‘敌人’与‘爱人’、禁忌与爱欲之间的张力关系,实则透露的是一种似已穿越实难穿越的东亚式后冷战历史(无)意识。”④有意味的是,在这个冲突的悲剧模式中,朝鲜女间谍与韩国男反侦人员/间谍之间的爱情故事,都是以朝鲜/女性主动为韩国/男性抵挡来自朝鲜方邪恶的子弹而牺牲自我作为叙事弥合点的,这暗含着二者关系中韩国/男性相对朝鲜/女性所处的优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