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电影”：献礼片的新境界与可能性

      法国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曾提出用“速度”这一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去考察“速度”是如何构建出一种“环境”的，进而深入解读当下社会。此次《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国庆期间吸引的观影人次破亿，票房突破50亿元。对比往年的情况来看，献礼片的升级之速度十分惊人。

      三部献礼片之所以能成就票房惊喜，与其在平衡主流价值观和商业诉求上的努力分不开。它们提升了票房和经济指标，更实现了精神指标、思想指标和价值指标上的突破。影片在多维度上的“速度”之变，展示了别样的电影景观，也为中国电影市场、献礼影片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献礼片的历史钩沉

      用电影来庆贺重大历史节点，本身是具有合理性的。早在1951年，国家便举办过“国营电影厂出品新片展览月”，在全国20余个城市展出了《中华儿女》(1950)等26部影片。此次展览在生产计划、展映模式、政府认可、媒体宣传和观众反馈上的摸索，首先树立了国家电影新的文化模式①，可以被看成是我国献礼片的前史。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电影创作被确立为重点项目。创作者在历史运动中摸索出了一个重要创作策略来迎接这次风潮，即“通过在革命队伍中成长的故事，建构人们对于不断变化的时代要求的适应和认同。同时，通过个性化的性格描写、情感经历与思想成长过程的契合，将特定时代的国家意识形态诱导的需求缝合到愉悦的欣赏过程中”②。以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1959)为代表的35部影片得以在“庆祝建国十周年国产新片展览月”上展映。据统计，展览月期间共放映“献礼片”场次计10万场，观众达1.2亿人次。③1959年这次风潮，是对于献礼片创作的正式尝试。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文化部曾专门成立了专家领导小组，组织拍摄《小花》(1979)、《瞧这一家子》(1979)、《泪痕》(1980)等献礼片。随着80年代“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口号的提出，“重大革命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的建立和“重大题材故事片资金”的资助，以及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和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等重要历史契机的推动，《巍巍昆仑》(1988)、《开国大典》(1989)、《开天辟地》(1991)等作品涌现了出来。这一时间的献礼片不仅数量可观，部分影片还取得过不错的票房。同时，影片也抛出了许多具体创作上的问题，“在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中，怎样才能处理好‘写人’和‘写史’的关系？怎样才能使影片中历史人物的活动与今天观众的思考这两者之间找到一条沟通的渠道？”④这一系列的探索，为而后的献礼片，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思路。

      

      《我和我的祖国》

      90年代的中国电影界，被“改革”二字贯穿，“广电总局3号文件”等一系列政策相继出台。但由于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电影在创作层面仍然较为传统，导致电影市场在这一时期疲态尽显。《国歌》(1999)、《我的1919》(1999)、《横空出世》(1999)、《紧急迫降》(2000)等一大批献礼片，有的只放映一、二轮便进入电视台播放。此时，献礼片如何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成为重大课题、难题。

      破题的契机出现在21世纪。随着加入WTO的进程，在国有电影单位改革上，国家强调规范组建电影集团，后又推行了“试行股份制，调整产权结构”，并继续要求各地广电部门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电影行政管理体制。到2009年，国有电影事业单位转企改革基本完成。这项政策促使着献礼片从只呼应国家意识形态，转变为开始重视商业效应。

      与此同时，新的《电影管理条例》明确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以资助、投资的形式参与摄制电影。这为整个电影市场带来新气象。随着CEPA的签订，部分香港影人“北上”。香港影人复杂的身份体验以及对电影类型化、产业化、商业化的运营经验，恰好弥补了献礼片创作时易陷入空洞说教和忽视市场效益的短板。

      一系列改革通变所积蓄的力量，在2009年的献礼潮中迎来爆发。全明星、史诗格局的《建国大业》引发巨大反响，此后的《建党伟业》(2011)和《建军大业》(2017)亦沿用了该方法。《风声》(2009)和《十月围城》(2009)也让市场感受到了香港影人带来的惊喜。这一年电影界意识到，“献礼未必就只能是好人好事、歌功颂德，如果能够创造全民快乐、全民励志、全民兴奋的氛围，也是一种有效甚至更有效的献礼”⑤。献礼片在类型化和商业化的逐步提升由此开始。

      2019年国庆档，献礼片创作则呈现出历史的新高潮。在《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的内容层面上，能够看到对类型融合的尝试、对明星制的践行；而影片背后集结的近90家出品单位，可以窥见当年机制改革的成效；由刘伟强和李仁港两位香港导演执导重大献礼片，亦是CEPA协定带来的新可能。

      基于“共同体美学”的共时性推力

      成就史上最强国庆档，要重视献礼片的历时性演变，更不能忽视共时性因素的助推。尤为关键的是，影片中内蕴的“共同体美学”，建立了一个关于情感上共鸣、价值观上认同、制作上互联互通、接受上对话交流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