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9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9)05-0025-08 2014年至今，在中国电影史乃至整个中国电影研究领域，一个备受关注的中心议题就是国内外数位学者就中国电影史写作和研究方法所展开的几次争论。这场争论波及范围之广(中外多种学术期刊上刊登了30余篇讨论文章)、参与者之多(先后有约二十余名中外学者参与进来)、延续时间之长(前后达三四年)，为近年来海内外的中国电影研究界所仅见。甚至可以说，这场争论是1978年至今40年来，中国电影史学发展中影响最大、最重要的一场学术观点大讨论。本文将沿着此次争论的方向，重新梳理并寻找“主体性建构”这一命题在中国电影史研究中逐步生发的历程和意义所在。 一、争论过程及主体性思想溯源 这场论争源于《当代电影》杂志2014年第4期发表了鲁晓鹏教授和中国农业大学李焕征副教授名为《海外华语电影研究与“重写电影史”——美国加州大学鲁晓鹏教授访谈录》的对谈。鲁晓鹏对“华语电影”和“重写电影史”等问题发表了一些观点，认为“以往的电影史研究有一个支离破碎、凌乱的感觉，需要一个整合，重新写电影史的理论框架要搭起来，不仅需要挖掘新的史料，还需要新的理论模式”，“‘重写中国电影史’，就要反思传统的国族电影研究模式”。[1] 文章发表后，《当代电影》杂志邀请几位国内电影史学者进行学术上的回应，以期达成学术上的对话，于是就有了郦苏元《平等对话共同推进——中国电影研究在国内与海外》，丁亚平《论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嬗变及其新走向》，李道新《重建主体性与重写电影史——以鲁晓鹏的跨国电影研究与华语电影论述为中心的反思和批评》，石川、孙绍谊《关于回应“海外华语电影研究与重写电影史”访谈的对话》等几篇文章。① 在上述回应文章中，郦苏元、丁亚平对鲁晓鹏的观点分别委婉地表示了不赞同，石川、孙绍谊在对谈中倾向于支持鲁晓鹏的观点。李道新则不仅不认同鲁晓鹏的观点，还十分尖锐地指出鲁晓鹏的“跨国电影研究”“内含着对‘民族电影’及其‘国家认同’的否定”，并坚持“不能以此来评判、指导甚至取代中国本土的中国电影研究，更不能以这种建基于欧美学术传统的电影理论的‘先进性’为由，来度量、责备甚至轻慢已有自身学术传统的中国电影史写作及其不断‘重写’的努力”。他进一步指出：“在重写中国电影史的过程中，也必须努力摆脱仍被西方文化理论所构筑的话语权威，重建中国电影及其历史研究的主体性，并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史整合在一种差异竞合、多元一体的叙述脉络之中。”[2]由此，直接导致接下来持续了数年的争论。 表面上看，这次论争围绕“华语电影”这一概念展开辨析，但实际上，“跨国电影研究”和“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主体性”才是论争的两大关键词和焦点所在。其中，尤以“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主体性”为争论的核心而被反复提及。从历时性的角度来考察，此番以李道新为首的中国本土电影史学者对中国电影史研究中主体性的强调，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由来有自。 以其他学科为参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文学界和史学界就曾先后掀起过关于“文学主体性”和“史学主体性”的讨论。张英进就曾将此次争论跟之前文学界的相关争论相联系。实际上，“从1985年开始的关于文学主体性问题的大讨论是新时期最重要、影响面最广的文学论争之一。它最先从哲学界开始，涉及美学、文艺理论、文学批评、音乐美术、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有大量的理论家、知识分子、作家、学生参与到讨论中区，截止到1991年，就有400余篇相关论文发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3] 近年来，对西方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批判性反思也再次成为中国学者的共识。例如，在文学界有人提出：“中国立场、中国观念，是在跨文化交流的层面上，借助他者(外国文学)看自身文化发展的时空向度，以展示出我们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及其演变轨迹，关注点是中国当下的社会发展以及与传统文化比较的参照系，借此建立一个学术史研究的公共文化空间。”[4]在历史学界，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发展的理论应建立在中国历史实际的基础上，而非套用西方经验的模式。”[5]在美学界，有人呼吁：“需要用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其自身特有的研究方式。这么做主要是要树立中国美学思想和智慧的主体性与自主性，真正实现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本土化。”[6]在汉学界，葛兆光指出，外国的中国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思路乃至方法常常跟它本国的、当时的学术脉络、政治背景、观察立场密切相关。”“一看到西方的新方法、新理论，经常会有一种震慑感，于是无法在平等的平台上彼此对话、互相批评。”鉴于此，他提出了“批评的中国学”，“就是希望推动一种能够跟海外中国学真正互相理解和对话的取向。”[7] 在主体性的讨论如火如荼席卷众多人文社科领域的时候，电影学界虽然没有旗帜鲜明地提出“主体性”的诉求，但也出现了类似的提法，最早可追溯至1984年。郑雪来提到“关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电影学的一些设想。各国电影学和电影理论界所面临的许多基本问题，都带来普遍意义。所谓‘国际性’就指此而言。基于各种不同的哲学、美学观点而出现的意见分歧，而且，理论研究必须与实践紧密联系，各国电影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所处环境很不相同，因此，每一国的电影史研究就必然会带上本国特色。”[8]在此，作者强调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性”理论需要跟各国电影史研究的自身特点相结合。李少白也认为：“研究中国电影史，就不仅要照应到电影历史不同于其他史的特殊点，而且还要照应到中国的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电影历史的特殊点。”[9]这里，所谓的“本国特色”“特殊点”，均可理解为自身的“主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