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和意象都是承载和传递信息的中介，藉以交流知识、思想和情感。包括电影在内的任何传播媒介都需借助某种符号或意象将艺术信息传达给受众，并通过受众的读解而产生意义与价值。在西方，语言被认为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符号系统，思想通过语言得以显现。因此，对于西方学者而言，“一切非语言学的符号系统都有赖于纯语言，结构主义语言学应当成为一般符号学以及艺术符号学的蓝本”[1]。所以，语言分析方法成为西方学界认识和理解电影表意系统的主要路径。然而，中国先贤曾经指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提出“立象以尽意”[2]，这使中国学者在研究与阐释“以象表意”的电影艺术时很少借助语言学的抽象概念和规则，而是直接探讨电影的具象表意机制，构建电影意象论。应该说，中西不同文化渊源和学术视角下的电影理论各具特色，反映了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不同取向，但两者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且具相融共通之处。这就需要我们在比较与分析的基础上汲取西方电影研究成果中的有益养分，同时发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质资源，构建葆有本土特色的电影理论体系，形成能够与世界对话的标志性电影话语，以此夯实中国电影学派建设的理论根基。 一、西方电影符号学的沿革及困境 符号是指代事物的标记、记号。符号学则研究符号的意义、本质、发展变化规律以及人类使用符号的法则。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和美国逻辑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符号学思想，成为电影符号学的主要理论来源。1964年，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安·麦茨在《传播》学刊发表了《电影：语言还是言语》，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为基础，首开“电影符号学”之先河，把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符号系统和表意现象进行研究，使西方电影理论步入现代阶段。 (一)以语言分析为重的电影符号学 语言在西方哲学中居于核心地位。海德格尔曾提出“语言成为存在之家园”[3]，杜威明言“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4]，卡西勒将语言当作人类文化这一“符号世界”的关键，索绪尔则主张通过语言研究达成符号学之自主地位。因此，麦茨认为，以往的电影语言研究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研究者仅在比喻层面将电影作为语言，并未涉及语言学的任何成果。正因如此，麦茨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和概念对电影进行研究，探索电影产生含义的各种过程。他认识到，电影影像的能指和所指几近合一，并无自然语言音素和词素那样的“双重分节”，所以更接近于句子，而非指向单一的字词，故而从电影句法角度提出“非时序性组合段”“顺时序性组合段”“平行组合段”“插入组合段”“描述组合段”“叙事组合段”“交替叙事组合段”“线性叙事组合段”八大组合段，用以分析影片的叙事结构。 与麦茨不同，意大利导演及理论家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认为电影语言拥有“双重分节”，即“影像一符号”和影素。他发表了《诗的电影》(1965)和《现实的书写语言》(1966)，尝试建构电影语言文法，提出电影的“再生产(或拼字)语式”“名词化语式”“修饰语式”和“口语化(或句法)语式”，从象征、省略、隐喻和换喻等修辞层次考察电影形式。英国电影理论家彼得·沃伦则借助皮尔斯范畴论中的“三分法”，在其著作《电影的符号和意义》(1969)中将电影符号分为象形、指示和象征三类，并把影片归入不同的符号体系。20世纪60年代末，意大利符号学家安伯托艾柯发表了《电影符码的分节》(1967)和《不在的结构》(1968)，并在70年代出版了《符号学理论》(1976)一书，将影像当作符号，将决定符号功能的条件看作是符码，并对电影符码进行三重分节，即将单个视觉画面分为象形图像、象形符号、象形意素三节，再将连续画格组成的历时性段落分成动态图像、动态形素和动素，并提出“感知符码”“认识符码”“传输符码”“情调符码”“形似符码”“图示符码”“体验与情感符码”“修辞符码”“风格符码”和“无意识符码”十大符号系统[5]，努力使电影符号学超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限制。 20世纪70年代，麦茨出版了《语言与电影》(1971)和《想象的能指》(1975)，将语言学和精神分析相结合，形成以心理结构模式研究电影的第二电影符号学。麦茨以“想象的能指”为脉络，诠释电影的镜象特征及其认同机制，分析电影与梦的联系与区别，探讨电影的隐喻(凝缩)与换喻(移置)等修辞方式，将电影符号学研究的对象从电影文本延伸至电影观众主体，扩展了电影符号研究的功能与价值。进入21世纪，美国电影学者戴维·罗德维克发表了《电影的虚拟生命》[6]，其中援引麦茨的电影符号学理论，运用“电影/影片”“电影的”“想象的能指”等概念探讨数字电影的虚拟特性[7]。 总体而言，西方电影符号学将语言学、逻辑学、精神分析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引入电影领域，虽然挑战了以巴赞的“摄影影像本体论”和克拉考尔的“物质现实的复原论”为代表的经典电影理论，但无疑扩展了电影研究的视野与内容，确立了电影的学科地位，并使之进入现代电影理论与批评领域，为电影的当代性阐释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 (二)电影符号学研究的局限与瓶颈 然而，西方的电影符号学主要以语言为参照研究电影的符号特征，尝试为电影总结一套类似于自然语言的词汇系统和语法规则，这在一定程度上将电影生动鲜活的视听语言等同于抽象的文字符号，忽略了电影艺术主要通过影像表意、叙事的感性特征，从而难免遇到瓶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