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禁区。三中全会后，一些地区出现了包产到户现象。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签定第一份联产承包合同书，率先搞起“大包干”责任制，引起了全国的关注，毁誉不一。 一部分人认为包产到户在生产队统一计划，统一使用生产资料、统一记工分前提下，还是责任制的形式，不等于分田单干，是社会主义性质。只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只要不分田到户，怎么搞都行。包产到户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而不是倒退。但应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准买卖土地，不准放高利贷，不准投机倒把，就不会产生两极分化。 另一部分同志认为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是一回事，而且很快就会发展资本主义。认为不论从时间上看或从承包单位的规模来分析，包产到组，联产承包制都是对集体经济的一种倒退，会造成两极分化。 对于包产到户的增产作用，有3种意见：（一）既然能增产，就说明适合当地生产力水平，有优越性，应存在；（二）能增产不表明具有优越性；（三）过分强调其增产作用，是对个体经济的美化。 代表文章： 于祖尧：农业实行包干到户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奏，《经济研究》1993年3月。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80年代初对于人的问题、人性、人的本质、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异化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关于异化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异化是一个历史概念，不应当超越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而普遍使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揭露资本主义劳动与资本的对抗关系，劳动异化现象根植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社会主义虽然带有旧社会的痕迹，但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过程，就是克服旧痕迹的过程。 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异化，并且在经济、政治、思想方面都存在异化。经济上的异化主要不是剥削造成的，而是由于不认识客观经济规律和官僚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的异化是可以克服和限制的。 关于人的本质、人性、人道主义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不能一“强调了人、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的解放”就被认为是历史唯心主义。长期以来我们不重视人，现在应将人放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位置上，“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胡乔木的文章，对于这场争论做了结论性的总结，他将人道主义区分为作为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和作为伦理道德关系的人道主义，并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存在异化问题，从而基本上结束了这场争论。这场争论对于人们正确认识人道主义、正确评价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以及坚持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起了积极作用。 代表论文： 黄万盛、尹继佐：试论革命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 邢贲思：怎样识别人道主义，《百科知识》1980年第1期。 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人民日报》1984年1月27日。 黄楠森：关于人的理论的若干问题，《人民日报》1983年4月6日。 王若水：谈谈异化问题，《为人道主义辩护》，三联书店1986年。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资本主义不同，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追求生产利润，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消费需要。 有的学者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归结为满足人民个人消费、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社会保险、集体福利等公共消费和满足国家行政管理、巩固国防以及扩大再生产的需要。 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同样是利润，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把生产目的规定为满足人民的需要，是从产品经济出发的。两种利润的区别只是在于利润归谁占有，即利益主体不同。 代表论文： 张文奎、丁民：浅论社会主义生产的政治目的，《江汉论坛》1980年第1期。 许柏年：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内涵的商榷，《经济研究》1980年第8期。 陈胜昌：满足生活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兼评社会主义生产满足四个需要论，《经济科学》1980年第3期。 通货膨胀问题 金融界和经济理论界围绕着我国物价1980年和1985年两次较大幅度的上涨，对通货膨胀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大致可以以1984年为界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讨论 一种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我国不会有“实质性的通货膨胀”，即使一时多发了一些货币，也不能认为是发生了通货膨胀。 另一些人持相反意见，认为处于流通的纸币超过了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就是通货膨胀，必须把通货膨胀政策与通货膨胀本身加以区别。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不推行通货膨胀政策。还有人指出，如今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都是纸币，不仅在理论上有产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而且在事实上已经出现通货膨胀问题。 少数人主张，我国可以保持一个“最佳通货膨胀率”，例如1%—3%，以利于经济的发展，即通货膨胀是经济起飞的杠杆。 第二阶段的讨论 1985年物价上涨幅度较1980年更大，与此相应金融与理论界对通货膨胀的研究和讨论与前一阶段相比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前进了一步。这一阶段讨论了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及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