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和酒，非生活必需品，是部分公民的嗜好物，属奢侈品之类，且人耗过量易成肇事之源，并与人体健康、生态环境及社会安定相悖。历代政府设置专卖机构，采取从严监管和高价经营的政策治理此事，目的在于控制其生产和消费数量，进而增加财政收入养国裕民。细析历史上各个朝代的专卖措施，概莫能外。 烟草专卖始于近代，酒类专卖则已有两千多年，其巨额利润历来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源泉。有的朝代专卖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民国时期的专卖收入亦曾占到财政年收入的24%（1996年我国的专卖收入只占财政年收入的9.2%）。1994 年台湾省的《中华民国年鉴》明文记载：“岁入方面系以税课及专卖收入……为主”。我国自从1980年停滞专卖以来，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是很大的。例如1996年烟草的税利实现数约800亿元，税收入库500亿元，酒类税利实现数约400亿元， 税收入库只有96亿元，两者税利应缴财政数额约1200亿元，但实际上共入库约680亿元，相差约500亿元。烟酒行业国民收入流失十分严重，从其流失过程分析，有的属于政策性失误，但多数是与违法乱纪行径并存。长此下去，恐怕会逐步形成恶性循环，特别是酒的产销问题，迟解决不如早解决，越迟解决将会损失越大。 酒类停滞专卖16年，不仅财政损失1000多亿元，其生产、销售混乱，假冒伪劣充斥市场，洋酒走私猖獗，投机倒把者大有人在，曾经发生许多问题和恶性事件，群众对此很有意见。特别是大中型啤酒厂的90%左右已被外资控管，导致国民收入外流速度加快，却至今没有相关对策出台。 针对上述概况，我们慎重建议：根据我国现实的烟酒产销实际情况，应该从速恢复酒类专卖管理业务，改中国烟草专卖公司为国家烟酒专卖总局，并且复归财政部管辖，除必要的专卖成本开支外，全部专卖利润上缴国库。与此同时，要与国际烟酒税率接轨，大幅度提高现行烟酒税率，切实强化税收和专卖管理措施。此举事关财政重大增收和保护高税高利的民族工业发展，乃是阻塞国民收入大量流失的一个积极举措，实属亡羊补牢之策。 具体建议，分以下三个方面： 一、改革机构，恢复财政部管理专卖 扩改国家烟草专卖公司为国家烟酒专卖总局。酒类产销过程中巨额商业利润流失，以及每年浪费粮食约250万吨，肇事、 死人等部分社会问题时有发生，究其根源，酒的生产、运输和销售混乱，没有政府部门专行监管的机构和政策，乃是酿成“酒乱”的关键之所在。 （一）恢复财政部一手抓税收一手抓专卖的职能。 从历史上或解放前后的酒类产销市场分析，只要中央政府在财政部内设置专卖机构，有专人负责并执掌酒类生产与销售的各项专卖政策，即使出现大的酒乱也不难排解，此所谓：不怕市场乱，独怕政府不管。 至于恢复酒类专卖，必须首先要在中央一级恢复专卖的机构，这是解决当前酒乱的关键。而这个中央级的专卖机构归谁管辖，乃是关系酒类专卖能否长治久安方针。 从近几年专卖情况看，由于“烟草商业企业税后留用利润大量过剩，而且带有普遍性”，县一级分公司购置进口高级轿车者司空见惯。缘于此因，现在要求酒类恢复专卖的呼声四起，多家对此管辖权垂涎三尺。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专卖历史沿袭两千余年，有的朝代曾经同时专卖多种商品，但都归属大司农、度支部或户部内的“盐铁使”管辖（都是财政部的前身），从未发现哪一个朝代的哪一个政府，设立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专卖机构，也从未发现历史上哪一个朝代的专卖机构设置在财政部之外，或者不属财政部管辖。而1980年烟酒专卖被迫停滞，从深层次的原因分析，正是由于“寓税于价”这条财政收入渠道，没有归财政部管辖的必然结果。如今是，商业部监管专卖曾经给财政造成巨大损失尚未挽回，国内贸易部又欲另外单独自立酒类专卖局，此前车之鉴不可覆辙。 我们认为，酒类恢复专卖，不宜再独立设局，只要在各级糖酒公司、酒类专卖机构、国内贸易部、酒类协会、轻工总会和财政部等有关系统，选调一批懂专卖业务的精干同志充实各级烟草专卖公司，改烟草专卖公司为各级烟酒专卖局即可，该机构的管理办法与国家税务总局相同，专卖局干部的工资、费用和福利待遇等与财政系统干部类同。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巨额的专卖利润，除了必要的成本开支以外，可以全数上缴财政。如以1996年为例，烟酒专卖利润的80%左右可以作为财政收入而入国库。比现在对专卖机构征收33%的所得税，一年可多收约120 亿元。 （二）烟酒专卖只能设一个局，并且应归财政部管辖。 第一，查我国专卖历史2600多年，专卖事业历来都是由财政系统管辖的，并且不论多少种商品同时专卖，中央政府只在财政系统内设立一个专卖机构监管其事，即可达到专卖目的。今天我们要求烟酒专卖为一个局，乃是我国历史上组织机构的精华之属，吸取这一历史经验符合我党古为今用的原则。 第二，专卖的实质就是国家利用流通领域，经营高税高利的特殊商品，旨在控制其产销数量和增加财政收入。国家的法律保护烟酒的产销可以获得高额利润，而这高额利润由某一单位获取，就显得很不合理。将专卖机构划归财政部管辖，全部专卖利润属于国家财政支配，乃是理所当然，也符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我党办事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