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已经18个年头，决定全面转向市场经济也已三年。但计划经济、闭关自守的思想仍顽固地影响着我们的经济观。这种思考方法最后表现为一系列的政策，它严重地损害了我国的经济效率。近几年来中央一直强调要提高效益，减少亏损，要集约化经营，提高产出对投入的比例。可是喊了多年，并不很见效。究其原因，无非因为虽然诊断了毛病，却没有开出药方。而一些误导的政策仍旧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强调。要真正提高整个经济的运行质量，必须对我们多年来执行的政策逐个加以审查。凡是有害于提高效益的政策都要重新审定，或者停止执行，或者加以修订。 下面举几个例子，并分析何以这些政策对提高经济效益不利。 第一个例子是一些粮食调入省都强调粮食自给率，而不顾该省在粮食生产上有无优势。只要看看这些省的年度总结及施政方针，无不把粮食自给率的提高作为考核指标。这些省粮食一贯是纯进口，说明他们并无生产粮食的优势。可是出于“减轻国家的负担”“增加粮食生产”等计划经济思考方法的影响，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至少没有什么错。可是按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很可能是错了。调进粮食是通过交换买来的，并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无偿调拨，所以谈不上增加国家的负担。增加生产固然不错，但也要看生产什么。人力、资金、土地等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将这些资源用于生产什么就值得仔细比较，慎重选择。既然生产粮食没有比较优势，就该生产其他产品。例如甘肃，它的优势在有色金属和电力等，农业方面的优势在水果和药材。它应该多生产这些商品，用来交换粮食。这样就发挥了自己的优势。 由于各省强调了粮食自给，另一个结果是妨碍了粮食调出省发挥他们的生产优势。1996年东北粮食丰收，吉林省的粮食多得粮库放不下，影响了收购，也影响了农民将产品转变为货币收入，以及他们对轻工产品的需求。中央费了很大的劲，组织吉林的粮食外调。如果各省坚持粮食自给，吉林产的粮食很大一部分将烂在粮库和农民家里。 与此相似的一个例子是各大城市都在组织菜蓝子生产基地，力图蔬菜、禽蛋肉的自给，而不问自己这方面的生产有无优势。如果香港也执行这种菜篮子基地政策，它势必腾出大片土地用于菜园和禽舍。它的外贸、金融、转口、仓储等行业的产出都要打折扣。该不该发展菜蓝子，就看这样组织生产出来的成本比之从外地运进的成本哪个更低。仅当菜篮子生产的成本低于外地调进的成本时，这项政策才是正确的。香港的土地价格非常之高，用这样高价的土地去生产蔬菜成本肯定是高的，还不如进口合算。 另一个例子是因为自给自足经济观的影响，至今讳言进口粮食和石油；即使言了，也是理不直、气不壮。最近议论“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多数观点强调中国能够养活自己，好像进口了粮食就亏了理。其实我国进口粮食不是外国的施舍，是用交换得来的。如果因中国大量进口而使国际粮价上升，那么中国势必大量出口其他商品使它们的价格降低。中国并没有损害其他国家。如果不是中国大量进口粮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粮食生产国便没有发挥他们优势的机会。何况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人口增加了一倍半，人均消耗粮食也在缓慢地上升，可是粮食相对于其他商品的价格非但没有上升，还略有降低。至于说到石油，这是一种可耗竭的资源，肯定是用一吨少一吨。最终人类一定要寻求其他的替代能源。但是在未来的一二十年内，这种资源还会大量地在世界市场上出售。中东等石油输出国全靠石油维持他们的经济。在需求一方也按市场规则公平竞争来分配资源。中国有什么理由要自己剥夺自己分享这份资源的权利呢？ 有一种听起来似乎有理的说法拒绝依靠进口粮食和石油，即国家安全论。这种论调认为粮食和石油是一国的经济命脉，如果过分依赖进口，万一中断将不堪设想。这种说法假定进口是不可靠的，而国产则是可靠的。事实并非如此，不论进口或国产都同样存在不确定性。增加一个供应渠道不但不会削弱供应可靠性，反而可以增加供应的安全性。1959—1961年的三年灾荒期间如果有进口粮食供应就不致于饿死那么多人（事实上1959年是粮食最多的一年，说明在计划经济时代或者计划者情况不明，或者有比饿死人更重要的因素要考虑出口）。要改进供应的安全性，不但要增加国际供应的渠道，而且供应的渠道要多样化。此外还要建立适当的安全储备，经济结构要有调整的灵活性，以利于发展替代稀缺的投入品。而不是拒绝进口。 再举一个例子，即中央要求各省市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党政首要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之一。大家知道，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钞票发多了就要通货膨胀。无论用什么行政手段也是阻止不了的。而发钞多少是由中央银行决定的，地方政府对此并没有发言权，现在叫地方政府对此负责，岂非逆情背理！这并不是说地方政府对物价水平完全无能为力，政府的干预对物价水平会产生影响。中央银行货币供应的增加在全国是同样的，但各地的物价指数差异相当大。可是控制物价决不可以立为地方局部的目标，因为此目标往往和更重要的增加GDP的目标相背。 举例说，湖南是香港主要的肉类蔬菜供应地。如果为了控制物价，湖南应该禁止肉类和蔬菜的出口，当地的肉菜价格马上可以大幅度下降。农民收入减少还会导致对轻工产品的购买减少，从而使当地轻工产品的价格下降，但这种物价的降低是以使百姓更穷为代价的。更经常发生的是地方政府出于控制物价的政策目标， 往往对零售物价施加行政性限制。 1995—1996年内天津市就动用行政力量对鸡蛋价格加以限制，动用了公安、工商、税务等全部行政力量，在道路上设卡禁止外运，全市开了一百多个平价供应点。结果一方面是排长队买鸡蛋，另一方面黑市鸡蛋价格飞涨。此项措施最后以失败告终，其代价是巨大的社会资源的浪费。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至今北京仍对猪肉限价。可是越限越稀缺，最后必定是价格上涨，恰好是事与愿违。地方政府应该通过鼓励公平竞争，沟通经济信息，限制垄断等措施来平抑物价。但这些措施对物价的影响是间接的。可以说，多数地方行政机构一谈到控制物价，首先想到的是行政干预，而不大会联系到鼓励竞争。所以把控制通货膨胀当做地方政府的政绩指标是不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