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期。这是社会矛盾纷呈的艰难时期，也是人们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价值观等重新取向定位的思想变革时期，更是利益关系多元化、社会问题复杂化的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各种刑事犯罪也将大量出现，严重地影响和干扰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这就使加强社会控制，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异常艰巨和特别重要。因此，我们必须深入研究社会变革时期各种刑事犯罪的规律、特点及加强社会控制的手段和对策，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 一、社会变革时期刑事犯罪增多的原因 1.社会传统规范的动摇导致了不同程度的社会无序状态，造成了多种社会犯罪明显上升。社会变革时期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新结构新规范逐步取代原有的结构和规范。这一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规范中的不合理不适应部分被否定，传统规范的权威性也同时受到严重冲击。而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的结构、新的规范的建立，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需要一个建立和认同的过程。这就势必造成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失范现象，引发多种社会问题。 2.社会刚性控制的松动导致了社会流动性增强，出现了某些范围的失控现象。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经济结构、生产生活出现了活跃局面，社会的控制也体现出了更多的弹性，其代价是造成了某些方面的社会失控或社会控制减弱，从而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混乱。如过去严格的城乡户口分设制度和把劳动者固定在专业化职业上的分工制度，起到了控制人口流动的作用。这种办法对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是低效率的，所以我们顺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了这种办法，允许农民离土离乡、进城谋职业；改变了工人的终身职业制度，允许企业辞退工人，也允许工人辞职另谋职业。这些改革措施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人口大流动。由于流动人口增加，加之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使社会增加了一些职业不稳定、生活无保障、管理无组织的低素质群体。这时如果社会管理失控，防范机制弱化，加上消极因素的影响，就容易导致社会治安问题。社会流动中的利益冲突以及由此形成的流动人口犯罪，已经成为目前我国的一大社会问题。 3.社会协调发展的失衡，导致了社会热点问题增多和社会矛盾的激化，造成了对社会稳定的直接威胁。某些地方以牺牲精神文明建设为代价来发展物质文明的片面做法，严重违背了两个文明建设必须协调发展的社会发展规律，带来了不良的社会后果。如近几年加快经济发展步伐，贯彻效率优先的原则，无疑是正确的，但有的地方不能同时兼顾社会公平。在社会变革时期，尚未形成保证社会协调发展的机制，一定范围的失衡现象是经常发生的，收入差距拉开甚至某些方面的不公平也是允许存在的，不仅地区之间存在着分配上的不平衡，而且在产业之间、企业之间收入差距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平均主义与收入不平衡并存的分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群际关系紧张乃至诱发刑事犯罪的经济根源之一。如果人的欲求与现实满足度之间存在的差异过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事实就会给部分相对贫困者以极大的刺激，个别人就会因个体的弱点被强化、平衡心理得不到补偿、欲求通过正当途径得不到满足而演化为犯罪。 4.社会对外交往的扩大导致了一些社会丑恶现象的出现和蔓延，造成了社会治安的严峻局面。对外开放是发展经济、社会进步、经济结构实现现代转型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同时也必须看到，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中西文化的交流，境外一些丑恶东西也会乘隙而入，如吸毒贩毒、嫖娼卖淫、黄潮泛滥、武装走私以及黑社会组织等成为我国产生类似问题的诱因，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内外勾结和犯罪国际化的问题。 上述分析表明，在社会大变革的历史过程中，由于经济体制的急剧转换，必然引起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乃至人的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从而引发众多的社会问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 二、社会变革时期社会控制手段的变化特点 社会变革，不仅引发了多种社会问题，而且打破了原有社会控制系统的自身平衡，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第一，行政控制手段明显弱化。所谓行政控制，主要是指通过国家机关的行政权力对社会进行控制。改革开放前，行政控制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主要手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些行政控制手段逐步被削弱，有的被取消。如城乡户籍制度的改革，打破了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户籍身份对社会流动的限制大为减弱；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党政机关的机构改革，公务员制度的实施等，大大削弱了就业身份对人们的限制。特别是通过市场来配置社会资源，减少了国家机关对资源配置的权力，生产和销售不再单纯地由政府的计划决定，主要依靠市场调节，因此，在用工、管理、奖惩、分配、福利等一些问题上不再或者不完全受原有体制的约束，这些都大大削弱了行政手段的控制力度。 第二，道德控制手段部分失灵。所谓道德控制，主要是指通过社会道德规范来调节人与人和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道德控制是以激起控制对象的道德良知或羞耻感、荣誉感、责任感来规范其行为的，其力量来源于周围环境的道德氛围及公众舆论形成的压力。在社会变革时期，随着改革开放和外来文化的介入，在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上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日益扩大，公众对某些重大问题的认同明显分化，甚至出现了对立，使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发生了变化，道德控制面临新的挑战。一些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传统道德规范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作用，有些仍被公众认可、有积极意义的道德规范，也由于周围环境的道德氛围淡薄，形不成一致的、强劲的、针对非道德行为的压力，从而丧失了以道德手段控制人们行为的基础，甚至还可能出现道德行为受到抑制的相反局面。这样，道德控制在某些方面的失灵现象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