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是否会给国际社会造成粮食威胁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粮食问题始终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虽然历经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长期变迁，但今天仍然是“民以食为天”。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粮食问题上，有过大跃进时期曾饿死3000多万人的悲惨历史，也有过改革时期粮食持续增产，出现稻米喂猪，仓容危机的纪录。进入90年代，粮食供求矛盾对宏观经济和国际粮食市场的影响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鉴于世界经济的互相联系，以及国际社会仍有数亿人的温饱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现实，展望21世纪，粮食问题不仅仅在生存层次上，而且在发展层次上成为一个超越国界的问题。 中国作为世界上粮食的消费大国，21世纪粮食供求的前景如何？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否会因为粮食问题而难以为继？世界会因为中国的粮食缺口而出现粮荒吗？ 在中国粮食的远景方面，国外学者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是以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为代表的，关于中国会让世界挨饿的非主流的论点，一是国际组织和有关学者与布朗的判断有显著分歧的主流观点。在《世界观察》1994年9期～10期上，莱斯特·布朗发表了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布朗认为：从长期看，中国对进口粮食的需求将远远超过粮食出口国的剩余生产能力。到203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很有可能至少下降近1／5，即使正在繁荣的经济并不带来肉类、蛋类及啤酒消费的增长，中国的粮食产量由于耕地消失，淡水资源严重短缺以及能够迅速提高土地生产率来抵消耕地丧失的前景非常渺茫等原因的作用，下降20%即下降到2.63亿吨，也会带来2.16亿吨的缺口。这个缺口超过1993年全球粮食出口2亿吨的总量。如果中国的人均粮食消费从现在的300公斤左右上升到2030年的350公斤，那时的粮食需求将是5.68亿吨，进口量将上升到3.05亿吨，中国粮食消费中将有56%依赖于进口。如果中国人均粮食消费量上升到400公斤，那么，中国粮食的总消费量将达到6.41亿吨，进口赤字将达到3.78亿吨。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使得中国在购买粮食的外汇支付能力方面较为乐观，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提供如此多的粮食。当中国持续地从国际市场上购买粮食时，中国的粮食匮乏将成为世界性的匮乏，中国的耕地和灌溉用水的短缺将成为世界性的短缺。世界粮食市场价格将出现暴涨，从而危害到那些贫穷的粮食进口国。 国际组织和多数国外学者在中国粮食远景的看法上与布朗存在实质性的分歧。主要有三方面。 其一，认为21世纪中国的粮食生产不会下跌。在中国粮食产量的增长率方面，国际上多数机构和学者认为中国粮食将进一步增产。美国农业部预测，中国粮食的年增长率约为1%。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预测，到2020年，中国小麦、玉米及大米的产量将分别增加90%、80%和54%。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尼科斯·亚力山德拉托斯认为：从1990年到2030年，即使中国粮食播种面积下降12%，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包括小麦、玉米及大米）仍将增长68%。 其二，认为粮食生产者会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上涨做出相应的反应。在粮价上涨对全球粮食生产及贸易量的影响方面，多数国际组织和学者认为，布朗关于世界粮食出口量0.5%的年增长率的估计是偏低的。美国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罗伯特·帕尔倍格认为，布朗大大低估了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农民对粮价上涨作出反应的能力。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世界粮食出口年增长率为1.6%，世界银行的预测结果为1.3%。美国农业经济学家帕累利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将休闲计划中的2500万公顷投入粮食生产，单产以目前平均水平的80%计，每年就可增产粮食1.7亿吨，只要粮食价格使农民有利可图，阿根廷有3000万公顷，巴西有6000万公顷耕地可投入生产。罗伯特·帕尔倍格认为，对现在或将来的粮食体系而言，真正严重的问题不在中国，而在南亚与非洲，对于21世纪地球如何养活其全部人口这一问题，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有其应验之地的，但这应验之地不是中国。 其三，认为2030年中国需要进口的粮食数量大大低于布朗的预测，因此不会对世界粮食市场构成严重冲击。美国农业经济学家克劳森考虑到中国实际耕地面积高于官方公布数字，假定粮食总需求6.4亿吨不变，粮食单产水平380公斤不变，粮地面积占耕地面积93%，期内减少粮地0.25亿公顷的前提下，对中国2030年的粮食进口量作出两种预测，一是进口4500万吨，二是进口1.2亿吨。 今天，作为一家之言，莱斯特·布朗关于中国粮食远景的悲观预测及中国在粮食问题上对国际社会的潜在威胁论，已经引起我国学者及决策层的广泛关注。有学者将布朗作为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予以驳斥，指出：“布朗代表了‘中国威胁论’研究领域中的一种新思维，…把中国塑造成全人类和大自然的共同敌人，让全人类联合起来共同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布朗先生是否是一个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布朗的学术研究是否存在先验的政治动机，有待进一步证实，但是布朗得出的中国会在21世纪出现粮食供求的严重失衡，从而构成对国际社会粮食安全与生态环境的威胁，这一研究结论，客观上恰好为冷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造并推销中国威胁论，进而遏制中国的政治企图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尽管布朗的学术研究中可能隐含着明显的政治和道德立场的偏向，有些主要结论在学术上难以成立，在国际学术界是非主流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布朗所采取的比较研究的方法及部分推断有其合理的内涵，有些可谓真知灼见。比如，随着中国迅速工业化及收入提高，中国将像日本、台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曾经历过的那样，增加肉蛋及其他畜产品的消费，改变膳食结构，从而增加粮食的消费。再如，根据国际比较，布朗得出了中国耕地的减少难以避免的推论，指出中国的中部和北部增产粮食面临淡水资源日益短缺的困难，大幅度提高粮食单产面临农业技术创新的制约等。事实上，布朗的研究方法与极端悲观的结论对加深中国粮食问题面临的挑战的理解，避免决策失误很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