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看，不能说苏共不重视或没有进行过反腐败的斗争，特别是列宁时代为防止党和苏维埃官员蜕化变质作过不懈的努力；在斯大林领导的三十年里，对贪污腐化的惩处非常严厉，很少有人敢以身试法，这是人所共知的。到了安德罗波夫上台时，鉴于从赫鲁晓夫开始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腐败的泛滥和蔓延，严重危害着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统治，也曾下决心进行过反腐败斗争。但是每一次都失败了。那么苏共为什么不能阻止党和苏维埃官员的官僚化和腐败的发展呢？这就不能不简单回顾一下历史上苏共反腐败斗争是怎样失败的。 原因之一，列宁提出了人民监督的方向，但他没来得及贯彻就逝世了。 列宁把防止党和苏维埃官员蜕化变质视为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他最重视最担心党和国家机构的官僚化和蜕化，再三告诫要防止出现这种危险。并制订出和实行监督制度，力求找出人民群众和国家及党管理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形式，即使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不能变成官僚主义者，不能脱离人民，不能丢掉自己是人民公仆的思想形式。 列宁作过种种监督的试验。例如，党的监督，即由党来监督苏维埃国家机器，把党最优秀的干部分配到国家最关键的岗位，以保证贯彻实行。然而，后来的实际情况表明，即使是党的监督也不能使部分国家机器的官僚主义蜕化过程完全停止，而且党的机构个别重要环节也出现了腐化因素。 也加强过监察和检查机构。根据列宁的建议，俄共第九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央和地方监察和检查委员会的决议文件，强调要同官僚主义作斗争，但是成效甚微。列宁甚至严厉批评说：“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 因此列宁更强调的是人民监督。1922年，列宁向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建议，把党和国家检查机构合并起来，把中央监察委员扩大“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作为补充，“他们也应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这些中央监察委员“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理。”（《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780、782—783页）非常清楚，列宁的意图是要让工人和农民选出来的代表直接参与党和政府的监察工作，加强人民群众对官员的监督。但是随着列宁的逝世也就“人亡政息”了。 原因之二，斯大林削弱了党和苏维埃的监察机构，更没有实现人民群众对党政官员的有效监督。 1930年12月，斯大林提出在苏联人民委员会下面成立一个执行委员会，并把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一系列的主要职能归给这个执行委员会。斯大林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说：“工农检查院应当改组。……现在我们需要一个不以检查所有一切为目的，而能集中全力搞好监督工作，集中全力检查苏维埃政权中央机关决议的执行情况的组织。”（《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48—349页）这样一来，监察职权缩小了，变成了只是检查对决议的执行情况。像同官僚主义、腐败现象作斗争，防止党的干部和苏维埃官员的蜕化等问题，就根本谈不上了。 此后，监察机构的职能主要是检查下层组织的活动、监察反对派的活动，而对党和苏维埃机构的腐败现象，并没有实现也实现不了有效的监督。事实上，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后来改为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按其规定职能只不过是进行检查和处理有关违法行为的汇报材料。至于联共（布）中央所属的党的监察委员会，几乎什么监察职能都没有，基本上只能处理共产党员个人的事情和党员的申诉。广大人民群众、普通党员几乎完全被排斥于监察工作之外。这一切为党和国家机构的官僚化和腐败蜕化开了绿灯。 原因之三，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政治思想的变化，急剧地促进了苏共的蜕化和腐败过程。 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破坏法制”，因而强调“要健全法制”。然而，他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把严厉惩处贪污腐败的法纪给铲除了，相反，却促成了一个由党政机关和企业、集体农庄的领导层中的蜕化变质分子构成的，同苏联劳动人民对立的“特权阶层”的形成和发展。他们勾结在一起，营私舞弊，化公为私，以种种非法手段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聚敛了大量财富，过着寄生的生活。尽管苏维埃代表大会也制订和通过许多有关法令、规定，然而是一纸空文，装饰门面而已。 他的继承者勃列日涅夫统治的二十年，使权贵阶层有可能在事业上成为世袭的东西，他自己就在这方面带了头。以致党和苏维埃机构的许多官员贪污受贿行为如此之广，渗透如此之深，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都无助于解决问题了。 安德罗波夫接替勃列日涅夫之后，虽曾下决心反腐败，但是此时腐败已深，积重难返。何况他采取的方式仍然是“秘密清洗”，与人民群众无关，这样也必然是有气无力、难以奏效。 苏共反腐败失败的教训是什么呢？应当说教训是多方面的，但是集中于一点是他们没有依靠人民群众，跳不出“以官治官”的巢臼。列宁之所以伟大，就是他不满足于党的监察机构的作用，而是呕心沥血地寻找人民监督的形式。历史证明，列宁是正确的。苏共后来不能遏制腐败的蔓延，是因为他们仅仅依靠监察和检查机关的侦察，而缺乏人民群众的监督，人民群众被排斥在反腐败斗争之外。在苏联，普通人民群众只能听从官员的命令，在官员的威势之下，人民群众对官员的监督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而监察和检查机关也只是搞秘密侦察的方法，根本不依靠人民群众，不走群众路线，更不用说发动人民群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