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在两种经济体制的转换以及向现代化过渡时期，这正是腐败最容易蔓延、滋长和泛滥的时期，党和国家面临着反腐败斗争的艰巨任务。党的十四大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将反腐倡廉及党风建设作为今后五年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这充分表明党和政府对反腐败问题的信心和决心。特区能否在廉政建设上有所作为，为全国探索一条反腐倡廉新路子，有效地抑制乃至消除腐败现象，这是特区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一件大事，因此，如何正确认识转轨时期特区的腐败现象及其实质，弄清它的存在、蔓延的深层根源，采取正确的反腐败战略及有效对策措施，逐步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就成为当前特区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 一、对体制转轨时期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再认识 1、腐败既是一种历史现象，又是当代的一个世界性难题。 腐败不是一种近现代的发明，而是历史现象。我们在各文明古国的历史典籍中可以找到大量关于腐败与反腐败的记载。公元前19世纪的《汉穆拉比法典》有了比较完整的惩治腐败的法律。腐败是一种政治现象，它的产生和存在以国家（政府）权力和商品交换的产生、发展作为前提。恩格斯在考察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指出，在原始公社解体和国家形成的过程中，随着商品交换的产生发展，掌握公共权利（从而也掌握交换权力）的氏族首领，逐渐地把这些交换来的物品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这就是最早的腐败。随着商品交换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货币，因而出现了腐败的更高的形式，即权钱交易。 在现代，存在着两种腐败形式，即传统的和现代的两种形式。传统的腐败形式以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封闭式的自然经济或产品经济的存在为前提，其突出的表现是高层官员大肆侵吞国库，下属官员公开敲诈勒索，特点是赤裸裸的、公开的、直接了当和简单性。现代腐败形式指在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并存的条件下，出现的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表现为寻租行为，如为获得政府订货、工程投标、许可证、产业补助金、价格优惠或其他方面的优惠政策和自主权而给予政府官员的佣金、回扣、顾问费、信息费或其他的政治捐款等。与传统腐败形式相比，现代腐败形式的腐败或寻租行为的手段隐蔽、过程复杂，难以判定。当前腐败和反腐败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它不只是发展中国家过渡时期所特有的现象。美国政坛时不时地冒出腐败丑闻，里根执政8年间，因腐败而辞职的高官就达200余人；在意大利，从“米兰丑闻”曝光到1993年7月，就有3256人涉入行贿受贿，其中地方官员1073人，议员247人，5个执政党书记，曾七任总理的安德烈奥蒂也遭审讯；日本政坛更是腐败丑闻不断：70年代的洛克希德事件、80年代的里库路特事件到90年代的金丸信事件。1993年7月28日，自民党一党执政之所以划上句号，沦为在野党，直接的原因就是腐败问题；香港在70年代以前，贪污受贿之风甚盛只是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韩国高层政治人物的贪污腐败更是触目惊心，仅1989年就有七位重要人物因贪污受贿被判刑罚，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则于最近被推上审判台。因此，即使在发达国这或地区，腐败仍然是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 2、正确把握腐败的实质及危害，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的自觉性。 何谓腐败？这是一个迄今为止仍没有准确定义的问题，人民对它作了许多界定，从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到与违背公共利益的行为去探求腐败的全部范围，并从不同的侧面或角度去揭示它的内涵或本质特征。一种观点是以公共职位为核心，即人们与公共职位的关系以及公职人员所承担的职责来给腐败下定义；将腐败界定为利用权力谋取不正当利益；另一种观点是以公共利益为中心，即以是否对公共利益的损害作为腐败的标准来定义腐败，认为无论在何时，只要公务人员为得到金钱或其他报酬而采取有利提供报酬者和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时，腐败就产生了。第三种观点是以市场为轴心，即从经济学的供求和交换关系的角度来给腐败下定义，这类定义将官员视为“经济人”，以本身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当他们把公共权力或公共职位视为一种资源，通过市场交换以获得最大收益时，就往往发生腐败现象。尽管这些定义所采取的角度不同，但是人们一般同意，腐败的实质是公共权力的滥用或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通俗点讲，腐败的实质就是将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资源。 用瑞典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乐的话来说，腐败对发展极为有害，它使实际发展过程偏离，妨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降低行政运转速度，危及政权的稳定，涣散民心，并为独裁和政变铺平道路。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腐败的极大危害性，将党风和廉政建设提高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经济发展和现代建设事业能否能取得胜利的高度来认识。这是一种高瞻远瞩的洞见，必须加以深刻的领会，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的自觉性。 3、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进一步增强反腐倡廉的信心和决心。 发展中国家腐败高发的时期往往是在现代化的激烈过渡以及体制转轨时期。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享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认为，腐败程度与社会和经济的迅速现代化有关，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国家是腐败蔓延的时期，原因在于：第一，现代化涉及到社会价值观的转换，新旧规范的冲突，为个人创造了以两种规范所不承认的方式进行活动的机会，以至出现私欲横流的局面；第二，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力和权力来源，从而进一步助长了腐化行为，掌握新资源的新集团的崛起，一方面促使用金钱去换到政治权力发展，另一方面又促使用政治权力去换取金钱的发展；第三，现代化在政治体制方面的转换加剧了腐化，现代化特别是后起的现代化，往往在某一阶段扩大政府的权威，增强政府经济生活的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