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9)9-0039-09 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当中的一种教育类型。物质是第一性的，认识是第二性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职业教育因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一直发挥着其独特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功能。从“百工教育”“实业教育”“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教育”等一系列不断调整的称谓中，就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具有经济社会发展派生物的属性，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是其功能及发展定位的逻辑起点。由此，职业教育发展中便天然地具有了工具理性。然而，“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工具理性是为人的某种价值目标的实现而服务的，价值目标的实现，必须以工具理性为前提。一个合目的、合规律的职业教育实践活动的成功，即工具价值向社会价值的转化及其融合，取决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目标的统一及融合推进。 一、职业教育发展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目标融合的逻辑 “工具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作为事物分析的一个思维框架，工具理性长期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将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韦伯认为，人性的世界是价值理性关怀的主要维度，价值世界首先是意义世界，人对价值和意义的追问、人的最终归宿和终极关怀成为这个世界的重心，这种意义和价值是以“合目的性”的形式存在的[1]。价值理性是一种以人为主体、以人为中心的理性。工具理性以工具崇拜和技术至上作为实现目标的决定因素。工具理性是为价值理性服务的，工具理性行动是实现价值目标的必要路径。价值目标是遵从价值理性所作出的美好期待，从工具理性的价值看，其有助于行动者理性地衡量手段、目的、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2]，并通过一系列理性行动最终实现价值目标。 一个人合目的、合规律性的职业教育实践的成功，即职业教育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教育价值的协同实现，取决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目标的高度融合与推进。工具理性可以看作是一个行动系统，其包含两类工具：物质形态的工具与精神形态的工具。两种形态的工具既能生成不同的工具效应，又具有相对独立的效应实现体系。物态工具具有服务于职业教育主体需要的直接效益和效果，体现出一定的效率性；精神形态的工具则借助职业教育主体的逻辑思维所投入的抽象劳动，形成物态工具构成的动力基础，但效果显现较慢。 职业教育发展的目的是，通过教育与人的发展的互动，使受教育者能够谋得自己喜爱的职业并在职业生涯中享受富足、愉快的生活状态，在服务社会的同时实现个体价值。这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即本原意义。但是在现实中，特别是在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主要方式、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机制的社会需求背景下，职业教育的工具理性行为方式发挥了显性的直接作用，即职业教育采取的是工具主义的增长机理和发展模式。所谓工具理性或工具主义的增长机理和发展模式，是指职业教育活动的直接目的或动力，是来源于工具目标而非其真正的或本原的价值目标，如将职业教育目标指向扩大就业容量、增加个体或家庭收入、提高企业生产率、增强GDP及其经济增长率，其结果就是职业教育规模扩张、投入加大、外延做强等。 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具有强烈的工具主义理性倾向。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工具理性以其强大的力量支配了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无论是政策制定中的产教融合取向，还是人才培养当中的校企合作，都体现出强烈的工具理性倾向。从逻辑上讲，市场经济行为主体具有强烈的工具理性，所追求的经济目标大多是工具性目标，与市场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职业教育如不经历工具主义主导的发展阶段，也就无法实现其多重的价值目标。但现实是，我国职业教育在发展中长期陷入工具主义中。从职业教育资源累积、规模扩张为主到以职业教育内涵建设为主，价值目标在工具理性行动中或隐或现，虽一直存在但始终处于模糊或边缘的状态，这导致职业教育发展遇到诸多困境，如职业院校招生困境、学生学习困境等。其中，招生难使职业教育发展陷入增量困境，学生学习主动性不高、学习兴趣不浓等使职业教育陷入增质困境。这一系列困境的成因纵然是多方面的，其在更深层次上是因为职业教育长期陷入工具主义而导致人文关怀和个体获得感、尊严感缺失，由此加剧受教育群体对自身价值的否定、对职业教育价值的否定以及自身主体能动性的丧失。 众多调查研究显示，职业院校学生中有近一半的人对学习并不感兴趣，因此其在学习上的投入明显不足。同时，因缺乏明确的学习目标而出现学习懈怠的学生占比及在学习过程中出现厌学、沮丧和疲劳现象的学生占比，均接近50%。职业院校学生产生学习倦怠现象、学习态度不端正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很多学生在中学阶段就因为学业不理想而产生学习倦怠问题，但历史性问题不能回溯解决，只能在当下境遇中最大程度地寻求解决良策。剖析现象和问题的产生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学生在学习当中缺少目标感、获得感和价值感，缺乏学习动力。这意味着，如果职业教育的工具理性持续增强，则会加重学生价值感的缺失，最终结果是不仅价值目标难以达到，职业教育的工具目标也会在主体性缺失过程中逐渐消解。 在职业教育场域当中，职业教育“目的”与“手段”通常是颠倒的，将“工具”作为无度追求的“价值目标”。此时，职业教育的招生数、在校生规模、就业率、投入资金等指标自然就成为衡量政府发展职业教育所取得的“业绩”或“政绩”的标准，而其背后则隐藏着职业教育人才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现实矛盾，这种不匹配既包括与市场需求的不匹配，也包括与个体需求的不匹配。这从根本上说既有工具主义失灵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职业教育价值理性的缺失问题。其根本症结就是在于职业教育发展中没有建立起工具理性与价值目标激励相容的有效体制机制。当我们终于认识到由工具理性驱动的职业教育发展必须具有明确而坚持的价值理性(目标)方向时，必然会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可行的道路和模式选择。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要义是职业教育发展与满足人的职业选择和享受职业乐趣、体现职业幸福感的共赢。为此，职业院校、企业和政府都必须回答“工具理性如何导向价值目标”的问题，也就是两者融合的要素、融合的逻辑起点与逻辑进路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