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总的特征是运用均衡分析方法,通过建立各种经济模型,考察在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中,假如要实现稳定状态的均衡增长所需具备的均衡条件。由此也就提出了经济增长源泉这一关键问题。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为西方国家制定一系列经济政策,增进其经济增长起了重大作用。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时期,结合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情,采取科学的“扬弃”的方法,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对我国走上持续、稳定、健康、快速的经济增长之路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实践意义。 一、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轨迹 1.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分别在1948年和1947年在他们的论文中提出了几乎完全相同的增长模型,因而西方经济学文献中一般把他们的增长模型称为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此模型是在承袭凯恩斯有效需求决定均衡国民收入的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假定生产技术固定不变,即资本——劳动比率和资本——产量比率(V)是固定不变的,如果用G代表增长率,S代表储蓄率,由此可以得出哈罗德—多马的均衡增长模型: S G=───或G·V=S V 此模型说明,在S和V为既定的情况下,在经济增长过程要实现每一年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总是相互平衡的均衡增长,要求有足够的有效需求,以便由需求所带动的国民收入(产量)的增长率(G)所引致的投资(G·V)恰好能够完全吸纳既定的储蓄。因此我们看到哈罗德和多马强调投资作为需求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 2.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因“对经济增长理论作出贡献”而荣获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索洛,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认为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假定生产技术固定不变,即资本——劳动比率和资本——产量比率(V)是固定不变的,是不符合经济现实的。因为即使假定技术保持不变,但随着资本积累和资本的日益深化(即每个工人人均资本量随时间增长日益增多),资本与劳动的比率要发生变化,资本——产出率也要发生变化。概而言之,如果没有技术变化,资本深化将带来单位工人产出的增长,同时带来资本收益率递减。所以,索洛在模型中首先假定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并假定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完全竞争(隐含规模报酬递减),在此基础上,索洛建立起他的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 GV=G[,A]+β[,K]G[,K]+β[,L]G[,L] 其中G[,V]、G[,A]、G[,K]、G[,L]分别为总产出、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β[,K]、β[,L]分别为资本、劳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索洛于1957年运用全要素分析方法,对这一模型进行检验,并说明了技术革新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索洛根据美国1909——1949年的统计数据得出,美国人均GNP在这40年里大约增加了1倍,其中12.5%是依靠人均资本投入量的增加,其余的87.5%应归功于技术进步。据此,索洛认为,从长远的角度看,不是资本的投入(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因素。 我们可以用以下图形来表示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技术变革。
技术变革意味着同样的劳动和资本投入,能生产出更多的产量,它使边际产品曲线DD向外、向上移动到D′D′再到D″D″。从图中可以看到,作为技术变革的结果,单位工人的资本、单位工人的产出都可以随时间增长,而真实利率却无需下降,发明能增加资本的生产力并足以抵消资本收益递减。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索洛把技术进步看成是外生变量,它被看作只是从天而降的神赐食物,神秘地提高了全要素的生产率。因此,新古典增长理论尽管提出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因素,但他无法解释技术进步是怎样发生的。 3.新增长理论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创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它与新古典理论相比在以下几方面更趋合理,更逼进现实。第一,罗默在新古典生产函数中增加了另一个要素:知识。认为知识可以提高投资收益率。从而说明了长期的资本收益增长,并解释了不同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率的差异。第二,产品的产出作为知识及其他投入的函数,具有递增的规模收益。因此,各国必须像投入机器一样投入知识,这样,罗默就把知识内生化了。第三,罗默理论强调投资促进知识积累,而知识积累又促进投资,从而得出对知识投资的持续增长可以长久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 如果说罗默等人的贡献在于直接把技术进步内生化,那么,199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卢卡斯的贡献则在于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引入经济增长领域,视人力资本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并使之内生化。现在,在卢卡斯等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积累、技术创新及专业化人力资本不仅能使自身的收益递增,而且还可使其他投入函数递增,从而使经济增长动态化,这明确说明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