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状况如何，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存亡。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共产党，以什么样的面貌、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带入新的世纪，这是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关注的问题。毋庸置疑，我们党经过胜利和挫折、成功和失败、顺境和逆境的反复考验，尤其是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经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锻造，发展得更加成熟和更有战斗力了。但是，我们要居安思危，治不忘乱。江泽民总书记告诫全党，要有忧患意识。而忧患意识最根本的是忧党意识。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前途，系于党身。本世纪是中华民族在党的领导下奋起战斗，走上振兴的世纪；下个世纪将是中华民族实现全面振兴的世纪。我们党担负着重大责任。党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像创业时期那样以人民为根本，以天下为己任，艰苦奋斗，奋发向上，实现民族的振兴，这是全国人民最为关切和忧虑的问题。在面向新的世纪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中，我们党在某些方面面临着政治属性和政治职能在退化、党的观念在淡化、党群关系在疏化、部分党员干部在腐化的新的考验。 党的政治属性、政治职能在退化。党是政治组织，政治属性是党的本质属性，政治职能是党最根本的职能。这种政治属性、政治职能集中表现为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对国家政权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政治上的领导。但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这种政治属性和政治职能却有逐渐退化的危险。这里有三个关系如果认识不够清晰，就会造成混乱和失误：一是党的政治属性、政治职能与党的中心任务的关系。有人把党的领导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认为强调党的领导是用政治原则代替经济法则，干扰经济建设，“非政治化”、“非政党化”在一些经济部门和经济组织中相当流行。二是党的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当前一致的提法是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经济，把党的建设寓于经济建设之中。如果对这种辩证关系处理得不好，往往会重经济，轻党建，经济一好遮百丑，甚至用经济建设代替党的建设。三是“三个有利于”的根本标准和党的建设的具体标准的关系。“三个有利于”是判断改革及政策措施是非得失的标准，是总的根本的标准。由于党的建设有它自身的运行特点和规律，应该有其判断的具体标准。如果形而上学地用根本标准代替具体标准，那就会误以为经济好就是政治好、党建好。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党有演化成生产党、经济党的危险。党丧失了应有的政治功能，成为政权和经济组织的附庸，那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党的观念在淡化。党的观念强弱，反映着党员对党的信任度和政治责任心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党员党的观念强，就能自觉维护党的威信，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讲党性，说党话，有党气；党的观念淡化，就会导致党在思想上的涣散和组织上的分离，严重削弱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最终使党衰败。 党的观念淡化，当前集中反映在一些党员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动摇和世界观、人生观的嬗变。去年6月，我们曾在陕西省委党校学员和教职工中作过问卷调查，当问及“你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持何种态度”时，回答持“否定”和“怀疑”态度的占22%；当问及中国能否搞“经济私有化，政治自由化、民主化的西方模式”时，回答“能”和“不妨试一试”的占22%；当问及“你认为人们该奉行什么样的人生哲学”时，回答“人活着就是为了吃好、穿好、玩好”和“金钱、名利、权位是人生价值的体现”的占22%。三个22%的比例，反映了问题的严重性。被调查对象绝大部分是领导干部和理论骨干，他们尚且如此昏昏，怎能使普通党员和群众昭昭呢？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失败，固然有多方面原因，但最根本的是理想、信念的崩溃。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党群关系在疏化。我们党同群众的关系、干部同群众的关系总的说是好的。但是，这些年来，党群、干群关系已产生了裂缝，有些还比较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社会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拉大，损害了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改革之初，得实惠的是工农群众，这是他们拥护改革和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根本原因。但是，随着新旧体制交替的漏洞的出现、政策法制的滞后及权力介入市场，一些手中握有人、财、物大权的人及某些带有垄断性的行业，则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钻改革的空子而暴发暴富。社会增加的财富和国家给予群众的利益相当一部分被这种“特权黑洞”所吞没，由此招致我国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不正常的拉大。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国有企业困难的加大，开工不足将使越来越多的职工收入减少，生活水平下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少数人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这使群众的心理难以平衡，久而久之就会导致对党的离心离德。 二是少数干部的恶劣作风，挫伤了群众对党的感情。群众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由于经济发展起跑点不同而造成的差距是理解的，他们拥护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看中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的平等、公平及鱼水般的干群关系。可是这些年来，这种优越性和政治优势正在逐渐丧失。在农村有些干部横行霸道，欺压群众，甚至私设公堂，草菅人命，不断有逼死人命、打伤打死群众的恶性事件发生，有的甚至同流氓、恶势力勾结，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在一些地方，群众把村长叫“保长”，把乡村干部称为“还乡团”。虽然这些事只是发生在少数干部身上，但已严重挫伤了群众对党的感情。在城镇，随着企业的改制，职工的失落感在增加，以致出现了“在国家是主人，在工厂是雇工”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