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时期中国的宏观经济成就与管理

      在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中国通向了一种吸引人的生活。无论如何，它不是认真进行市场制度改革的第一个国家——这一荣誉属于匈牙利，中国也不试图“简单地跃过断层”。中国吸收市场方式也不是象东德那样引进大量资金来缓和。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业开始的，每向前推进一步，一般都要保证每一次经济措施在广泛实施之前，通过社会政治认可的试验。我们可以把中国的改革最恰当地描述为一系列小的、可控制的迅速增长，而不是那种具有风险性的大冲击，在减少不稳定的风险时，使其保持变革的动力。

      总的来说，这种策略已获得可观的收益。自从1987年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成就可与日本、南朝鲜以及台湾相匹敌，当采用同等汇率的购买力和这些国家或地区进行比较时，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经济强国，而且，如果保持目前的发展趋势，在未来十年内，中国十有八九会成为第一经济强国。

      本论文将描述改革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成就，分析造成经济增长和不稳定性周期的原因；解释中国如何管理这种复杂易变的过程；最后，将以中国改革和政策方针，以及中国的经验是否能作为其他国家的一种模式的一些推测来结束本文。

      宏观经济成就，1978年—1993年

      自1979年以来，起始于农业然后扩展到工业的经济改革过程是促使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的主要原因，如图1所示。农业首先出现繁荣，从1979年到1984年，农业每年以8%的速度增长。然而，到1984年，农业的增长速度变慢了，因为改革范围已扩大到制造业，工业改革已明显走在前面。从那时起，工业改革始终保持领先地位。在此期间，工业的年增长率为12.4%，并且导致全国产量以6.6%的速度增长。

      图1 国内生产总值、工业和农业增长速度（1979～1992年）

      

      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有三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第一，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异常迅速，但最初几年基本上不存在膨胀压力，只是到了80年代下半年才比较显著起来，但是即使把盛行的价格控制因素考虑进去（它们能低估通货膨胀），所有指标——零售物价、生活费用和“市场”——表明1985年以前通货膨胀处于较低的数字范围内。从那以后，经济增长接近平均二位数的水平，尽管波动的幅度非常大，如图2所示。

      图2 零售物价、生活费用，以及市场价格[1]上涨率

      

      第二，中国强劲的出口成绩和适度的外汇储备为通向现代化铺平了道路。在1978年—1992年期间，除四年之外，中国出口的成功与全面的进口控制相结合，导致往来帐户盈余。除在1989年——1991年之间几年以外，由于天安门事件引起进入国外资本市场的机会减少，搞清楚经济发展因外汇短缺而受到的牵制的情况比较困难。实际上，往来帐户盈余在1990—1992年间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9%，这意味着中国的债务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在1992年末为适中的16%，累积的储备金接近520亿美元——相当于8个月的进口额——超出减少外部致命冲击的需要。

      第三，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周期已经显而易见。改革从1978年以来已经重复了四次，它是从一系列的改革试验开始的。当改革范围慢慢扩大时，投资和增长加速发展，并且通过信贷政策进行调节，经济很快就以二位数的速度增长。一旦对过热的担心被广泛认可，政府既肯定改革的积极性，又通过紧缩需求抑制增长。经济经过一年的降温，改革重新开始的呼声及更快的增长变得不可阻档，因为其益处已被广大民众认识到。因此，早期改革的成功产生了一种自我保全的动力。

      第一个周期从1978～1980年放宽限制到1981年实施紧缩政策减慢增长速度为止。当1982年恢复改革发展速度时，经济再次出现紧缩的信号仅仅二年时间。1985年大范围的财政赤字困扰政府企业。1986年的一次紧缩通货行为减轻了部分压力。然而，当1987～1988年企业改革和后来的价格改革走向高潮时，宏观稳定性因1988年中期通货膨胀的急剧上升而危若累卵。接着发生的紧缩因天安门事件的政治余波延续到1991年下半年。第四次及最近的企业、价格、财政和贸易改革周期始于1991年，伴随着相对宽容的金融环境，产生了将近2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从1991年的7.2%上升到1992年的12.8%，以及1993年前三季度的13.5%。通货膨胀也回弹，城市生活费用指数从1992年下半年的11%涨到了1993年的20%，中国经济可能已经进入了新一轮高速增长时期。

      术语“暂停——开始”频繁地被用于描述中国的改革运转周期。但下降趋势既短又适度，紧缩从来没有将增长压低到14%以下，放松时，经济会强有力地反弹，增长从波谷到波峰，一直上升到二倍。这引起了对造成增长率增长以及与生产有关的和极度集约投资的经济实体的供给曲线的极大弹性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