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当前的经济改革过程中，特别是在国有及集体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大量富余人员及下岗人员的再就业问题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难题。综合有关研究测算结果，仅在我国的国有企业中，富余人员的总量就不低于2000万人。除此类处于隐蔽失业状态的外，受近期经济形势及企业效益状况的影响，显性的失业、下岗等问题也日趋突出。劳动部门的统计结果显示，至1995年底，全国停产、半停产企业职工已超过750万人，比1994年增加100多万；下岗人员亦超过200万人。其中的绝大部分是国有、集体企业职工。 这一问题的存在及发展对企业改革、发展以至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已经引起了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许多地方都制订并实施了各种解决再就业问题的政策措施，其中也不乏一些较为有效的措施。但从总体上看，企业富余及下岗人员的再就业问题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再就业难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其间有不少问题值得分析和深思。 一、再就业的主要障碍：职工的行为选择 如果从宏观的层面上观察就业问题，影响就业及再就业的最主要因素无疑是劳动力供求的矛盾，是就业机会的短缺问题。然而具体到现阶段我国企业富余职工尤其是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则不能简单以供求关系来解释。 在我国目前城镇就业领域中，一个非常矛盾现象是，一方面国有、集体企业存在大量富余职工并且有愈来愈多的下岗职工需要重新安置，而且事实上的安置过程也的确非常艰难，这似乎表明了城镇就业机会的严重不足。但与之同时，却有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务工经商。据有关调查研究结果，1995年全国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达到8000万左右，跨省流动的亦达3000万左右。绝大部分民工的流向都是城市。据我们在一些城市的调查，这种矛盾的现象甚至出现在同一个企业之中，即在某些企业里，有为数不少的富余人员甚至是下岗人员，而企业同时又在雇佣着数量上或多或少的农民工。 劳动力供求问题显然是难以解释上述矛盾现象的。不仅如此，许多城市的地方政府在解决富余和下岗人员再就业问题上作出了很大努力，包括对农民工就业实施各种行业进入限制，对下岗人员再就业则采取各种优惠政策甚至行政命令式安置等等。在这种背景下，应该说总量平衡问题并不是影响富余及下岗人员再就业的决定性因素。如据有关调查结果，在广州市，1996年6月底登记领取失业救济的职工达8万人，而在国有、集体企业正式领取务工许可证的外来工却达28万人。即使在下岗问题比较突出的哈尔滨市，外来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也达30万左右，比下岗职工总数多出10万多人。 那么，影响富余及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主要障碍到底是什么呢？根据我们对国内部分城市的调查并结合其他有关研究结果，目前富余及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最大障碍来自于这一群体自身的行为选择。换句话说，按照目前劳动力市场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并通过有关的政府行为，至少大多数的富余及下岗职工是可以得到重新就业的，但很多人却放弃了这种选择。如果说下岗问题主要是一种非自愿的失业过程，很多人则在新的就业机会面前进行了自愿失业的选择。对政府及企业的各种安置或不屑一顾，或讨价还价。据我们对有关城市的调查，尽管各级政府及企业进行了多方努力，但真正实现再就业的仍然为数不多。 据调查，下岗人员并非都处于赋闲状态，其中不少人在从事着不同形式的临时性劳动以维持生计。然而很多人并未把从事这些劳动看作真正的职业选择。与完全赋闲的人一样，他们对原来工作的企业以及有关政府仍然抱有十分强烈的祈盼、等待和依赖心理。对政府及有关企业来讲，这部分人的各种临时性劳动亦大都处于一种不确定和隐蔽状态，因而，再就业的压力并未能得到真正缓解。如目前多数企业都给下岗职工发放一定数额的工资或补助费，初衷是为了保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但在发放时，却普遍发现有些人已经在社会上获得了很丰厚的收入，也来领取补助。这样，不仅补助失去了意义，企业的压力也依旧沉重。 如果更进一步地对职工再就业的行为选择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其障碍主要体现在市场进入方面。目前城镇劳动力供求结构明显存在差异，劳动力富余问题主要存在于公有制经济领域，而新增的就业机会则主要集中于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这种差异状况决定了企业富余职工及下岗职工的主要流向只能是在劳动用工、劳资关系等各方面都已市场化的非公有制领域，而非计划色彩十分浓重的公有制领域。目前下岗人员的选择障碍也正是表现为拒绝正式进入这种市场化的就业领域。 我们在有关调查中发现有关部门将下岗人员重新安置到公有制经济单位的过程一般都比较顺利（特殊的苦、脏、累、险行业有些例外），但往非公有制领域的各种职业介绍、推荐即使附有很高的优惠条件却很难取得成效。许许多多下岗人员的再就业目标依然是国有经济单位。如我们调查时就有下岗职工表示：生是国有企业的人，死是国有企业的鬼。据了解，这种观念在下岗职工中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 二、行为选择的背后是体制造成的利益关系矛盾 企业富余人员尤其是下岗人员在再就业问题上所表现出的行为障碍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从近一个时期围绕这一现象的社会舆论看，普遍的评价是这一群体就业观念落后。更有言辞激烈者，将这一群体称之为“公有制贵族”，意在从更深的层次上揭示传统体制所培育的众多企业职工的公有制情结及就业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