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四十年，中国在改革开放理念推动下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这一成就举世瞩目，大多数研究者都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处于转型期的经济社会的变迁现实。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很多方面看都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变迁性质，但又具有鲜明的特色[1]。改革开放一方面取得了国家整体层面上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等宏观层面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减贫成就，尤其是精准脱贫攻坚战实施以来，短短6年间就减少了6829万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由党的十八大前的10.2％下降到1.7％，中国农村贫困局面大为改善，从普遍性贫困走向消除绝对贫困，成为首个实现联合国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创造了反贫困领域下的奇迹[2]。2018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系统性国别诊断》报告中指出，中国在过去实现的经济快速增长和贫困极大缓解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3]。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国的减贫不可能取得如此大规模、深层次的成功，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很多其他的国家也存在如此大规模的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却并未实现与中国类似的大规模的社会减贫现实。因此，中国的精准脱贫策略和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了独特的路径和经验[4]。 自精准脱贫攻坚战实施以来，国内学者对于精准脱贫攻坚战的研究从政策含义、执行维度等逐渐转向为对中国扶贫治理的实践反思与总结[5]。既往的研究多集中在政府高度重视扶贫工作、积极推动精准扶贫进展、致力于打赢新时期脱贫攻坚战的过程中为何出现精准脱贫难以精准的问题上，从实践层面进行了多角度、多方面的反思。有学者从乡村既有的权力结构与社会网络、干群关系、村干部自利性需求等角度解释精准脱贫攻坚战何以发生目标偏移[6]，也有学者认为基层干部遭受来自国家和农民的双重挤压导致精准脱贫攻坚战无法有效落地[7]，或从技术治理的角度认为精准脱贫攻坚战中所涉及的各种数字是在长链条中生产出来的、服务于国家精准治理的悬浮物，但以数字为核心的技术治理并未真正推动国家治理的理性化[8]。这些研究部分解释了为何精准脱贫攻坚战出现了难以精准的问题，但却没有回答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何以可能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很多研究者都将脱贫攻坚战看作是一种运动型治理和行政型治理的实践。周雪光认为运动型治理机制是对常规型治理机制失败所产生的替代和纠偏方案，并期许进一步转型[9]；欧阳静认为基层运动式治理实际上就是常规性行政机制[10]；魏程琳等则还原了之前被学界简化的常规治理模式，并认为精准脱贫攻坚战存在着从常规治理到运动型治理的转化机制[11]；许汉泽等则认为精准脱贫攻坚战是“运动式治理和常规治理的混合”，在实践过程中保持着“逆科层化”和“再科层化”的特性[12]。本文认为，精准脱贫攻坚战是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发展之后，国家发展议程开始将社会公平列为其治国理政核心内容之一的新的政治实践。 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所引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在总体上为到2020年消除农村绝对贫困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也为在新的经济社会格局下为消除农村绝对贫困所需要的一系列战略和政策的调整提供了良好的回旋空间，这是精准脱贫攻坚战得以不断推进的重要的政治、社会经济条件。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所出现的经济结构自身的特点[13]，以及较高程度的社会不平等[14]和农村社会公共服务不均等的社会分化格局[15]又对到2020年消除农村绝对贫困造成了制约，因为大多数绝对贫困群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陷入到了一个系统性的、结构性的贫困陷阱之中[16]。一方面，寄希望于继续沿用传统的路径来帮助贫困群体摆脱贫困会越来越困难，因为这些贫困群体既不能通过提升人力资本从而快速融入主流经济发展的大潮中，也无法通过自身赖以生存的生计系统获得足够的收入来弥补福利的差距；另一方面，由于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依然很大，故无法寄希望于贸然实施大规模的收入性转移支付，即便在财力上存在可能性，全面实施收入性转移的扶贫也会带来一系列与福利陷阱相关的负外部性问题，如实施高税收和再分配机制的部分欧洲国家的福利模式[17]。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到2020年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任务就不仅仅是一个扶贫本身的问题了，而是涉及治国理政的国家治理问题。本文将从经济发展、扶贫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方面，简要梳理精准脱贫与国家治理的关系，特别是将精准脱贫放置在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之下，对其与国家治理的关系作出简要的说明和讨论。 一、优先经济发展、兼顾公平的治国理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总结中国以往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开始实施通过改革开放来促进经济发展从而摆脱贫困的新战略。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强调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但从策略上讲，在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追求共同富裕的改革是从经济领域开始，中国政治议程的核心任务是对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体制进行变革以适应市场化和全球化的需要，从而全面推进经济发展[18]。中国改革开放所获得巨大的成功是因为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以治理改革为主体内容的政治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执政经验的理论概括和创新总结[19]。中国共产党在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并不仅仅着眼于改革和市场开放的具体事项，还涉及治国理政的系统性改革，否则无法真正推动改革开放。治国理政体系涉及执政党管理国家的基本理念以及所采取的基本路径。在改革开放的长期过程中，围绕着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坚持党的领导”“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经济改革试验区”等这些实践形态和政治议程的话语表述，在总体上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以中国特色的发展型政治为核心的治国理念模式。该模式将人民追求生活改善的预期与只有通过改革开放取得发展才能实现有效对接这一预期相结合，将规范政治治理中的问责、合法性、代表性和利益调节等政治实践通过改革开放加以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