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从1949年至2019年，新中国走过了波澜壮阔的70年，经济地位稳步提升。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同样具有曲折而辉煌的发展历程。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令各界普遍意识到经济运行中的有些波动无法单纯依靠单一政策有效熨平，各国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对经济政策组合的重视。自宏观经济学诞生之时起，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组合范式与协同效应一直是理论界和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议题。不可否认，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多数情况呈现协调配合态势，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等调控目标不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范式也不相同(Saulo等，201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体系，宏观经济效应显著，相互协调配合下的调控效果通常更佳。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系统需要兼顾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等多重目标，否则必然缩小政策回旋余地，弱化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由于调控对象和工具匹配的相对一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天然存在交叠关系，其协调配合的好坏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质量。近期，理论界和实务界出现一些争论，诸如财政政策是否应该“更加积极”？货币政策是否应该保持“中性”抑或“松紧适度”？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是“叠加效应”还是“抵消效应”等，除反映出有些学者提出的货币政策调控边际乏力、财政政策调控不作为等问题外，实则揭示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搭配出现问题。经济运行阶段不同，政策调控目标不同，相应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其组合范式也应有不同。有的调控目标需要货币政策的量价选择，有的需要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纵向管理，还有的则需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双轮”驱动。新中国成立70年来，依据不同调控目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控取向在“积极”“稳健”“从紧”之间反复切换组合，既有经济高涨和萧条阶段的“双积极”和“双紧缩”模式，也有滞胀隐患下的“松紧”搭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范式及其调控效果关乎新时期我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质量，鉴于此，本文首先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范式变迁过程，并在总结相关经验与不足的基础上，展望新时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创新协调机制和学术研究的重点方向。 二、新中国70年财政货币政策调控范式的变迁 经济政策具有阶段属性，世界经济危机、经济新常态等不同时期，我国的政策调控在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等目标上侧重不同，相应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其“松紧”搭配取向也不相同。 (一)改革开放前的财政货币政策(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我国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均处于探索阶段，虽然在“大跃进”和“文革”等特殊时期几经跌宕，但也为国民经济发展和物价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 1.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时期的“双积极”政策(1949-1957年) 1949-1952年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财政政策的基础是根据地财政和解放区财政，实行“以支定收，一年一变”的财政体制，基本实现了军费开支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主要目标，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1953-1957年为我国“一五计划”时期，财政政策的目标是大力支持工业化建设，财政管理体制为中央、省(市)、县(市)“三级管理”。1953年，我国财政支出大幅增加，货币需求增加，M0增速达到43.3％，由此给我国经济带来通货膨胀隐患。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先后推出优待储蓄、控制信贷规模等紧缩性措施，通货膨胀隐患得到有效控制，但瞬时调控加大了经济系统的波动幅度，1954-1955年我国GDP 增速均值降到5.6％，降幅较大。为了摆脱经济萧条局面，1956年财政部门增加了财政支出，财政赤字率由1955年的-2.6％降到1956年的-3.2％，M0增速被迫增长到42.2％，GDP增速虽然快速反弹至15％，但“货币超发”隐患再次出现。鉴于此，1957年我国的财政支出有所降低，财政呈现盈余状态，M0增速顺理成章降至-7.9％，通货膨胀隐患虽然得以消除，但GDP增速降至5.1％，处于相对低位。 总结来看，伴随调控目标在“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的反复切换，我国的经济政策处于“政策调控→增速高位→难以为继→政策调控→……”的循环之中。1953-1957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支持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基础，经济呈现“急升骤降”的瞬时特征，波动较为剧烈。1954-1957年，我国的GDP增速均值为9.4％，CPI均值为101.9，经济呈现“低增长、低通胀”特征。① 2.“二五计划”时期的“双积极”政策(1958-1965年) 1958-1962年为我国“二五计划”时期，为了满足当时“大跃进”的阶段性财力需求，政府对财政管理体制、财政政策指标做了一定调整。1958年国家将财政体制变更为“以收定支，五年不变”，当年财政规模有所增加，财政赤字率②降为-2.7％，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的经济建设，GDP增速达到21.3％，CPI降为98.9，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开局。然而，“大跃进”背景下，我国的财政制度呈现“假结余，真赤字”的乱象局面。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将存贷款划归地方管理，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单一银行体制，③M0长期保持较高增速，CPI在1961年升至116.1，GDP增速却降至-27.3％，经济出现“低增长、高通胀”的恶劣局面。为了应对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困境，从1962年开始，国家相继采取了适当压缩预算外资金、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投资、收回人民银行下放权力、恢复单一银行体制等政策措施，④财政开始出现盈余，M0也实现了连续三年负增长。合理的财政分配和货币发放使GDP增速在1965年达到17.0％，CPI降至98.8。1962-1965年，GDP增速均值和CPI均值分别为10.0％和98.2，经济整体呈现“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