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电影史书写中，通常把1937年抗战爆发后，上海电影力量分流赴港视为内地影人第一次南下；而将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之后，多拨内地影人南移香港作为第二次较大规模的南迁。而实际上，早在1934-1937之间，内地影人就有过一次大规模的南下。这一时期“天一”“联华”“艺华”等公司均南移香港成立分厂，邵醉翁、竺清贤、汤晓丹、苏怡、邵仁枚、侯曜、李应源、姜白谷等沪上电影人也紧随其后，“天一港厂”“南粤”“艺华港厂”等制片机构都在这一时间段建立，1932到1936年间，香港影业公司增加到50多家。[1]得益于内地影人的第一次南下，香港电影进入了第一个勃兴期。此次南下不仅拓展了中国电影的空间版图，也促使中国电影在文化向外延伸，可以说是早期影史上一次“走出去”尝试。 本文拟从内外两个方面来考察1934-1937年间内地影人大规模南下的历史原因。一方面，从外部环境来看，政治环境变化直接导致官方对文化领域控制日渐加强，电影检查制度的逐步完善，均不利于电影业的继续拓展。民族影业发展相对自由、相对稳定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在外部环境的多种压力的夹击之下，内地影人走投无路，不得不被动南移。 另一方面，从内在动因而言，此次南下的根本动因仍然是市场扩张的内在需求与经济驱动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当是时，南洋市场是国产影业收入的主要来源，“故我国影片制造商，十余年来无不以南洋方面之购片，为其大宗之收入也”[2]。武侠神怪片更是广受南洋观众钟爱的类型，而1933年粤语声片《白金龙》的大卖，粤语声片在东南亚一带大热，一时供不应求。可由于国民政府禁拍武侠神怪片、粤语声片，内地片商不得不退守本土电影市场，国产影片在南洋销路风光不再，渐渐失去南洋市场。而此时香港地处“法外之地”，远离战火与电检制度，为处于困境中的上海片商提供一片理想之地。影人南下在港制片，直接目的是赢得广阔的东南亚华侨市场，分走南洋电影市场一杯羹。因此，南下影人之所以选择南走香港拍摄粤语声片，更多的也是内地影人出于经济利益驱动下所做的主动抉择。 一、政治变迁中下文化保守主义兴起 日本侵略者于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中国东北全面失陷。紧接着，日本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借此一步步蚕食中国土地，控制了大量中国东北、河北的土地。1932年1月28日，日军以强烈的炮火轰炸了上海，蔡廷锴所率领的驻扎在上海的第19路军奋起反抗，直到同年3月3日，在英国、美国、法国等国的调停下，日本才宣布停战。 “一·二八”事变发生之后，上海电影界在此次炮火的袭击中受到重创，很多电影公司的片厂、摄影基地都毁为一旦。上海一系列电影公司诸如“天马”“复旦”“友联”等公司都在战争中被迫停止了工作。此外，很多上海影院也受到了摧毁，如虹口、闸北附近约16家影院停止营业。罗明佑回忆，其半生经营的电影事业都在这一时期葬送于日本人的铁骑之下。随着日本侵略者在中国进行有计划的侵略，其电影事业“从东北撤退到平、津；从平、津撤退到上海”[3]，最后从上海撤退至广州，甚至赤手空拳独居于香港。罗明佑不仅损失了平、津、及华南等地的诸多影院，他苦心经营多年“联华”，也在战乱中受损。“‘联华’肉体毁于一·二八、联华的躯壳毁于八一三”，“联华”四厂也在“一·二八”的炮火中被毁，退出电影业。[4] “一·二八”事变也改变了中国电影业的发展生态。随着战争的爆发，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电影人也开始试图以影像来表达心中的怒火与反抗。在当时中国电影界中，“民族主义与祖国的观念开始真正突显”[5]。以往娱乐的、通俗文化题材电影创作显得不合时宜，进步的、抗战的电影创作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电影界的这一转变对于一些以通俗文化题材创作为主的沪上制片机构而言，是个不小的挑战。 “一·二八”的战火打断了上海影业的发展，上海不再是电影业发展的理想之地，战事频繁的政治环境也不利于电影业的稳步前进。内忧外患的时局注定其不能再为电影业提供稳定、安全的政治环境。 政治环境的变迁同样带来了文化生态的变化。20世纪前期，中国发展出至少三种文化传统并存的局面：一为清中叶前定型的“旧学”，即本土的文化传统；其二则是以“新学”为代表的西学传统；其三则是20世纪20年代后，“以俄为师”后所出现的苏化传统。[6]其中，在本国固有的文化传统“旧学”基础上，衍化为文化保守主义，是当时部分知识分子群体处于民族和文化双重危机下对本国文化出路的一种选择。[7] 文化保守主义不仅是一些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立场，也是当时官方的主流姿态。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在回答何为革命思想基础时就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道统”与“正统”，并将其视为“三民主义”的历史基础与道德源泉，希望通过传统文化来抵制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激进思想，认为“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旧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8]。在此基础上，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提出“以中国固有之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思想为基础”的三民主义思想理论体系。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蒋介石政府发起了自上而下的“新生活运动”，其思想来源许多直接取材于戴季陶，称其“能真实表达总理思想、学说的全部精义”。[9]以此来巩固其统治。其主要内容，是以“‘礼义廉耻’之素行，习之于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四事之中”。[10]以“礼义廉耻”传统道德教育，来对国民的日常生活进行规训。它的真正目标，实则借助恢复传统道德来完成自上而下教化，其关心的重点仍然是如何使得个人服从国家复兴，以达到强化统治的目标。国民党政府试图将文化保守主义同政治上的民族主义相联合，为其统治提供道德合理性和政治合法性。[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