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9)05-0027-12 现实主义创作、现实主义美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电影创作的主潮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条发展和创新的主线，这一点大概毋庸置疑。然而，随着新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不断发生的巨变，不同阶段的现实主义表达、价值取向和精神诉求也在发生着与时代同步的明显而又深刻的变迁。由于长期受到政治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新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探索实际上也走过了一条曲折多变、甘苦并存的艰难之路。其中有坚守也有无奈，有喜悦也有苦涩。为此，站在今天的立场，重新梳理、审思和总结70年来新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实践，理论争鸣，对我们重写电影史，坚持并重构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内涵，当然是十分有益而又极为必要的。 一、“十七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美学逻辑 “十七年”电影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主线是确立与建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学形态。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党所领导的工农大众骄傲而又自信地站起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带入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历史文本”中，[1]翻天覆地的巨变迎来了新的一体化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讴歌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赞美共产党的伟大，展现工农大众在革命战争或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丰功伟绩，是那个时期政治宣传、文艺政策和电影创作的主要方向。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从党提出要求到知识分子的自觉认同，始终与文艺整风运动紧密相连。1949年1月，在由欧阳予倩、蔡楚生、史东山、阳翰笙、吴祖光、司马文森、瞿白音、苏怡、夏衍等16人联合署名的《电影政策献议》中，我们不难看到当时知识分子和电影人对党的忠诚表态。1951年，毛泽东亲自书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紧接着学界对《武训传》展开了疾风骤雨式的批判。夏衍在检讨时说：“除出《武训传》之外，还产生过了许多小资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的观点立场来描写工农兵的作品。”[2]13甚至连周恩来总理都在北京、上海一再检讨。周扬在“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作了《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的讲话。胡乔木在《文艺报》上发文指出，“歪曲了劳动人民的形象和斗争”就会“成为反现实主义的东西”，[3]接着对影片《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也作了批判，这就使“中国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自起步时就直接打上了体现党和国家意志的深刻的政治烙印。 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方向和指导思想都源自于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时的现实主义文本和具体理论依据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及其文艺理论。当时，大量苏联故事片，诸如《母亲》《夏伯阳》《马克辛三部曲》《列宁在十月》《伟大的转折》等译介至中国，在中国影坛可谓风靡一时，有的电影甚至家喻户晓，影响深远。而西方影片则遭彻底杜绝，就连《乱世佳人》这样的影片都被认为是“纯艺术”“纯技术”，是宣扬帝国主义和白种人优越感的电影。二是在高度肯定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实主义电影和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针锋相对，要“把握住艺术的社会任务”，并“使每一部电影都是现实主义的作品”。[2]17三是借鉴和批判地吸收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由此，《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偷自行车的人》《罗马11时》《警察与小偷》等等，在中国刮起了一阵欧洲现实主义电影之风，但重点是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本质”。笔者曾将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的一般特点，归纳为以下四点：(1)从“人民电影”到“人民性”的提出，“为工农兵服务”，写“社会主义新人”，批“小资产阶级情感”；(2)“新英雄主义色彩与崇高美的确立”；(3)“唱响新时代、新生活的主旋律与阶级意识的普世化”；(4)“强调社会主义的民族特色”。①50年代也的确拍摄了许多令人难忘的电影作品，如，属于革命历史题材的《白毛女》《新英雄儿女传》《中华儿女》《上饶集中营》等，特别是“双百方针”提出前后，出现了较宽松的文化氛围，当时在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批评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要求贴近生活的真实，出现了像《柳堡的故事》《五更寒》《永不消逝的电波》等颇具人情味且具有可看性和较高艺术水准的影片。《柳堡的故事》中的主题歌《九九艳阳天》传唱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仍脍炙人口，亲切而又抒情。在都市影像中，《不夜城》在杀青之前，批判的大字报就先贴出来了，但它所反映的改造民族资本家，体现资本家在转型过程中的矛盾、苦恼与爱国之情，直至最后“跟党走”，以及“公私合营”的全过程，无疑是比较真实，也较具戏剧性的。20世纪50年代拍摄的《护士日记》《青春的脚步》《上海姑娘》《女篮五号》等，都与城市题材相关。《上海姑娘》虽也是尚未问世就已受到严厉批判，并且从今天的视角看，艺术上还相当稚拙，但就现实主义创作而言，从题材、人物、风格，到电影观念和电影语言等多方面，都试图做出一系列的探索。《女篮五号》可称为那时最成功的体育电影，既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相符，又在电影语言和人物的心理、情感描写中有新突破，影片还运用了各种流行因素：旧时明星、夜上海、爱情戏。该影片先后在苏联和墨西哥获奖，谢晋导演也由此开创了自己独特的模式，并由此而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农村题材方面，《一场风波》的现实主义创作有着某种“解放”的意味，它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伦理片，并继承了“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负面内容的批判精神。在军事题材方面，最强调要体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是当时被称之为“准史诗式”战争片的《南征北战》，在当时条件下，它是大制作，战争规模宏大，也有一定的人情味，且在把握电影艺术特性，采用景深镜头和长镜头时都比较成功。1955年拍摄的《董存瑞》是一部表现英雄成长史的传记片，1956年拍摄的《上甘岭》真实地再现了“抗美援朝”中那场惊心动魄的著名战役，热情讴歌了志愿军战士的崇高献身精神，众所周知的电影插曲《我的祖国》，其饱含深情的唱词和荡气回肠的优美旋律深深地打动了几代人的心灵，一直传唱至今。50年代的军事惊险片《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也曾轰动一时，特别是《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的形象，英勇、机智、平民化塑造，贴近生活原型，满足了人们对构建人民“英雄”的全部想象。那时还推出了一批颇具观赏性的反特片，如《英雄虎胆》《古刹钟声》《羊城暗哨》《虎穴追踪》等等。尤其是《英雄虎胆》，情节跌宕起伏，疑云密布，“我中有敌，敌中有我”，于洋、王晓棠两位男女主角的表演也都很到位，是那个年代上座率极高的一部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