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央提出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至关重要的是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当前，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和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虽然经过十多年探索，似乎还没有摆脱“机制不活、管理落后、效益低下、后劲乏力”的阴影。多数省、市不可回避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只有10%左右的国有企业走规模发展、集约经营、集团化的路子，保持着竞争的优势，敢与国内外大集团公司一争高低；20%左右的国有企业有一定的市场和较好的效益；10～20%的国有企业处于微利或潜亏的状态；50～60%的国有企业出现亏损，而且日益严重突出，不少国有企业面临破产的绝境。所以，国有企业的问题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已引起各级领导各个方面高度重视，中央领导最近指出，要把搞好国有企业作为一个长期任务，国有企业是一定能够搞好的。可以说，解开国有企业“魔方”已成为重大攻关课题。在理论和实践中，各地已有很多可借鉴的经验和办法，笔者在这里结合绵阳实际，就重振国有企业雄风有关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国有企业现状不容乐观 1、阻碍企业发展的种种难题 资金紧，影响正常生产经营。一是国家企贷款总规模年年有所增加，一九九六年将达5700亿元，贷币发放1500亿元，但由于国家宏观调控和确保重点建设项目，大量的面上的企业无规模和资金可贷。如今年省列重点工商企业流动资金安排17.85亿元，保全省201户重点企业，工行、农行、建行贷我市2.47亿元，主要保了长虹、长钢、江油水泥厂、九洲、新华、华丰、烟厂、湖山、亚太等15户企业，长虹等企业的技改和流动资金也由国家专业银行给予了重点支持，而80%以上的企业所需流动资金基本没有增加；加之企业之间的三角债有增无减，更使企业困难重重，市属企业大约欠人资金和人欠资金都在10亿元左右，省属企业长钢欠人资金就达12亿元，人欠资金14亿元。二是贷差日益增多，不能满足技改和生产经营需要。全国除少数经济发达省是存差外，多数地区是贷差。绵阳贷差20亿元以上，存款和拆借资金没有大幅度增加，资金供不应求，缺口在30亿元左右。三是非金融机构开展存贷业务以及资金体外循环，挠乱了金融秩序，造成资金不合理占用。四是“借船出海、借边出境、借台唱戏”的失误，全省在外地投资沉淀资金近100亿元，绵阳也有几个亿。五是不少企业的流动资金被基本建设、技改项目和亏损占用，使本来就少的流动资金更加入不敷出。由此可见，不缓解资金困难，企业的发展就成了“无米之炊”，但银根是松是紧，又面临两难的困惑，只有改革金融调节体制和企业运行机制，才能跳出这种两难境地。 包袱重，影响市场竞争能力。近年来，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包括私营、个体企业）与日俱增，由于这些企业包袱小、机制活、决策快、办法多，以较好的效益占领了部分市场，对国有企业形成严峻的挑战和威胁。尽管国有企业在计划安排、国家投资、技术装备、科技力量、生产规模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但由于建国几十年来形成的历史原因和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弊端，使国有企业背上沉重的包袱，难以在一个起跑线上迎接市场竞争。一是税负重。在国家税制改革后，取消了减免税的照顾，依规定税率征税。据国家有关部委对11个行业的调查，有7个行业的税负增加。北京市调查了200户预算内大中型企业，流转环节税增加15.7%，所得税增加1.5%；在14个工业局中，全行业亏损由2个局增加到9个局。我市除电子、冶金等少数行业和商贸零售企业税负有所降低外，全市多数行业的企业的税负有所增加。就世界而言，我国的企业税负还是比较高的。二是潜亏和亏损挂帐重。各地情况大同小异。我市尽管在1994年清产核资中对537户企业（包括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的一些历史挂帐进行了处理，审批核销资产损失47581万元，审批核销经营性亏损及潜亏挂帐3110万元，但国有企业的历史遗留问题已积重难返，很难全部解决。三是企业办社会负担重，富余人员多，离退休职工负担大。初步测算，我市国有企业富余人员在30%左右；在职职工和离退休职工基本上是各占一半；列入省、市试点的14户企业，每年要从销售收入中给非生产经营单位补贴4000多万元。 负债高，影响企业投资效益。根据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的统计数据，1993～1995年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在70%左右。在我国企业留利少、偿还能力差的情况下，债务越滚越大，必然使企业生产经营处于恶性循环。因为高负债率 和高利息率的情况下，难以还本付息，企业更多的亏损就转嫁到银行和其它债权人；银行也就形成更多的不良资产。1994年底，我市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13.47亿元，负债总额83.17亿元，资产负债率为73.3%，而县属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为85.5%，盐亭、梓潼等县的资产负债率高达90%以上。由于物价指数高于银行利率，资金成本高于留利水平，使我市的国有企业不得不借新债还旧债，为了维持生产经营和社会稳定，不得不“牺牲”投资效益。 不配套，影响外部环境宽松。主要是企业改革和配套改革没有同步，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同步，政府转变职能相对滞后；在产权制度改革上，没有真正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在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上，由于财政承受能力有限，没有坚持“放水养鱼”政策；计划经济体制“惯性”模式和习惯势力没有根本改变，“统分统配”和行政手段仍在起比较大的作用；在企业经营方式和经济政策上缺乏稳定性；难以处理好“中国特色”和国际惯例的关系，……因而使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还没有形成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