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辉煌成就之后，比其更加广泛和深刻的问题逐步显露出来。矛盾的表现是买难卖难，增产不增收；矛盾的焦点是市场主体发育滞后，小农户难以融入大市场。自80年代中期以来，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即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探索。先是社会化服务、流通体制、调整结构、土地流转等单项改革，以后进行了县级综合改革试验；在实践中，先是出现了贸、工、农一体化的经营模式，后又提出了农业产业化的命题。这一思路旨在改造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进入市场，使以农业为基础的一、二、三产业配套发展，显著提高了农业的收益和竞争力。农业产业化的实践，向我们展示了农业第二次飞跃的前景。 河北省是较早进行农业产业化实践的省份之一。1994年，省委、省政府在总结先进县、市经验的基础上，召开了全省农业产业化建设经验交流会，制订下发了“加速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的文件。为了了解目前的发展现状，探索农业产业化的动因、发展规律和下一步的政策取向，我们在系统调查的基础上，对卢龙县的甘薯、满城县的草莓、滦南县的肉鸡、赵县的雪梨和玉米、曲周的棉花、永年的蔬菜等产业进行了重点解剖。这几个产业涉及基本农产品、果品、蔬菜、禽畜生产，在全省起步较早，发展较好，具有代表性。这篇研究报告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一、背景：农民选择和开辟通向市场的道路 同全国一样，80年代中期河北省农产品的供应实现了从短缺到相对充裕的转折。1979年到1984年，粮食总产量从1779.75万吨增长到1870万吨，增长了5.1%，从调入省变为自给省、调出省；棉花总产量从11.56万吨发展到105万吨，增长了8.1倍，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油料总产量从32.13万吨发展到60万吨，增长86.7%，创历史最好记录；其它农产品的增长也都突破了历史常规。这一历史性的转折，使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农产品的供求格局由供给约束转为需求约束，“卖难买难”交替出现，各类“商品大战”此起彼伏。在河北，发生范围及影响较大的有：粮食和油料，1983—1984年“卖难”，1985—1988年“买难”，以后“卖难”、“买难”的周期缩短；棉花，1984年“卖难”，1986—1987年“买难”，1992年“卖难”，1993、1994年“买难”，1995年又出现“卖难”；生猪，1983—1986年“卖难”，1987—1988年“买难”，1989、1990、1995年又三次出现“卖难”。其它如鸡蛋、草莓、板栗、苹果、梨等农产品也都多次发生局部或全省性的“卖难”“买难”现象。 农产品相对充裕、发生“卖难”——生产受到抑制，产品短缺，发生“买难”——价格上涨，刺激生产，又发生新一轮“卖难”。从1985年以来，大部分农产品都进入过这样的“怪圈”。无论“卖难”和“买难”，最大的受害者是农民。发生“卖难”，农产品廉价出售或积压库存；而发生“买难”，涨价收入又多被生产资料供应和销售的中间环节占据。“卖难”、“买难”导致农业生产的大起大落，农民在改革中焕发出来的生产积极性反复受挫、严重下降。实践说明，我国农业的弱质性，不仅来自于自然风险，更主要的是来自市场风险。对于难以把握和驾驭市场的农户来讲，偶然的自然灾害尚可承受，不可预测的市场风险更为可怕。 对“卖难”产生最强烈反应的首先是农民自己。他们无法应付市场的变化，但有权力处置自己的产品。河北不少地方都发生过成批毁、扔农产品的现象，这是一种情绪的发泄。他们毁坏和扔掉的，不仅是自己的劳动成果，还有对农业生产的信心。面对市场的诡谲风波，一些精明的农民不再坐等良机，也不再满足于到三里五乡的集贸市场上“提篮小卖”，而是肩扛、手提，坐上汽车、火车去寻找更大的市场。如果说前一行为表达了一种无奈和期望，后一行为则是积极的探索和对期望的实践。 不要小看这些去“闯世界”的农民，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开辟、培育市场的先驱。他们远走他乡销售了自己的产品，也带回了市场行情和供求信息，这种用原始方式传递的信息成为农民面向市场调整生产结构的开始。在此基础上，农业的产、销职能开始分离，出现了营销专业户；古老的集市孕育出了专业批发市场；区域性、规模化的生产逐渐形成；各种专业协会、研究会应运而生。对农民的这些创造，政府给予了精心引导和扶植，支持和推动农民进行各种形式的改革和创新。早就提倡的社会化服务，由耕、种、收、打、浇“五统一”进入流通和加工领域；国合商业开始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科研、技术部门走出办公室，把科技送到田间地头，与农户进行直接的结合，成为农业发展的“龙头”。这些新生的服务组织，起初的功能都是单一的，随着业务的拓展，有一些演变成综合服务机构。专业市场和销售公司也搞培训和技术服务；加工企业也搞销售和技术指导；专业协会既传播市场、技术信息，又搞销售和加工等，形成贸工农、产加销、农科教一体化经营。这种经营模式的出现，是农民开辟市场的产物，也是农业产业化的开端。 回过头来看，“卖难”“买难”的问题虽然发生在流通领域，但流通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供求失衡的原因，不仅有需求数量上的差异，还有品种、质量结构上的脱节。在我们面对的现实中，供求量的不平衡是相对的，某类产品在一定区域内过剩，在另一区域可能走俏，原因在于没有形成大流通、大市场；某类产品供求总量相对平衡，但品种不对路，或产品品质、加工包装质量不能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则主要是生产问题。因此，解决市场问题，不能单纯盯着流通或单纯盯着生产，必须着眼生产与流通的衔接，既抓市场的开拓，又抓生产的革新，在农户与市场之间建立起有效的信息传导和决策指导、诱导机制。家庭联产承包没有创造出这种机制，单纯的流通体制改革也创造不出这种机制。形成这种机制的关键，是建立一套使农产品进入市场的运作组织，农民通过这套组织获得供求信息、技术指导和销售服务。任何社会化生产都要以一定的方式组织起来。过去我们是用计划的方法把农民组织起来，现在要用市场的方法把农民组织起来。市场制度的创新最终要由适应市场体制的组织创新来完成。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尽管多种多样，但都是通过发挥中介作用，把分散的农户与广阔的市场联结起来，从而发育农村的市场体系，带动农业的科技进步，优化农村资源和要素的配置，使封闭的小生产走向社会化的大生产。这是实现农业体制转轨和增长方式转轨的内在要求，是构筑农村经济新秩序的一场深刻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