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19)05-0099-09 乡村题材电视剧所搭建的影像空间广泛涉及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它与社会实践和社会文化相联系。乡村影像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并塑造社会现实，影像空间的生成和表述成为影响社会空间的重要活动。乡村题材电视剧的影像空间进一步表现为对社会现实的投射，我们可以将影像空间的生产与消费视为一个影响文化发展与社会秩序建构的过程。 一、乡村题材电视剧与社会现实的空间同构 (一)乡土田园的想象式构建 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对现代美学的性质进行讨论时认为，空间结构成为基本的美学问题[1]。作为一种典型的大众文化形式，电视剧影像空间也具备浓厚的审美趣味。当前乡村题材电视剧多以外部创作为主，其中有关田园景观的描写、典型人物的刻画和乡村发展的聚焦无不呈现出想象的意味，乡村题材电视剧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进行乡土乌托邦的建构。乌托邦意指理想完美的境界，是现存主流社会对于更好社会的想象和延伸。乌托邦的出现使“时间优先的现代性历史注入了一个可资想象与空间化的地理学维度”[2]。在这一层面上，乌托邦叙事是空间化的。 我国乡村的主要视觉形象是围绕土地构建起来的，“浩渺的黄土、苍茫的高原、奔腾的黄河，抑或恬静的乡村、叠翠的群山、潺潺的小河”[3]，跨域时间和历史，积淀为乡村景观的主要形象。《八百里洞庭我的家》以湘水文化为背景，借助大量空镜头完成了绮丽、梦幻的洞庭风光塑造。在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个体归属和群体记忆发生断裂，乡土文化的根源性和城乡文化的间离使乡村成为城市情感寄托和家园想象的重要空间。宗白华曾经提出，我国传统的空间意识是一种审美化的空间意识。电视剧中理想、诗意的田园风光所阐释的即是作为这样一种审美空间的延伸与拓展。“构想的空间”是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重要理解，它是“乌托邦思维观念的首要空间……是一些艺术家和诗人纯创造性想象的空间”[4]。田园景观的诗意化描写既完成了城市对于自然体验的需要，也弥合了现代都市的情感缺失和文化认同，它为情感的流动和宣泄提供处所。在这一过程中，乡愁由一种“情感状态”转变为一种“审美观念”[5]，乡村经由艺术化处理转而呈现为美的意象，影像空间在这里发展成为构想乡村社会空间的一种秩序。 人物塑造是电视剧叙事的核心。乡村电视剧中的乡民形象承载乡土文化精神，是展示人物关系和情感的重要“实体”。多数乡村电视剧以现实主义美学为遵循，但在现代乡村题材电视剧喜剧化倾向和对乡村刻板理解的叙事逻辑之下，“类型化”取代“普遍性与个别人物的特殊性”[6]，完美形象与夸张形象并立成为现代乡村电视剧塑造乡民形象的重要审美取向。以东北文化为核心资源的《乡村爱情》系列电视剧塑造了王、谢、刘、赵四大家族的几十位关键人物，这些人物在样貌和性格等方面看似迥异，但在很大程度上都呈现出小品化和二人转表演风格，表现为一种类型化的喜剧形象。《乡村爱情》中的审丑趋向和《马大帅》《刘老根》的悲情叙事策略，都将乡民置于被救赎和苦难之地。此外，改革英雄李向南(《新星》)、农民企业家葛寅虎(《葛掌柜》)和现代乡村女性王小蒙(《乡村爱情》)等乡村新形象涌现，具有时代性的创作理念逐渐凸显。但另一方面新乡民所依靠的是一种偶像化的叙事策略和完美角色的塑造，富有乡村新面貌的人物群体夹杂着政治与道德色彩，成为被神化的草根英雄与乌托邦式的乡村新领袖，这有可能损害电视剧表述的可信性和感染力。乡村题材电视剧中的人物塑造不仅指涉乡民个体形象问题，也呈现和构造社会关系的过程。人具有主体性，人的主体性既是近代以来哲学与社会学的讨论对象，也是现代性维度中的一个基础问题，“我们古往今来，始终生来就是空间的存在”[7]。乡民不仅是乡村空间的存在物，其主体性实践本身就是乡村空间的重要内容。扁平化的乡民形象塑造暗含对于刻板思维的认同，喜剧化、纯净化和苦难化的乡民形象处理是城市话语脱离乡村现实根基的想象式描述，在这一影像空间中视觉性文本使立体、个性的人物内涵和人的主体性缺失了，掩盖了人物塑造背后的权力把控和资源占有，乡民群像在标准化的规则下沦为一种符号，切断了影像空间与社会空间之间的联系，空间问题中日益显现的社会性和主体性未能在乡村题材电视剧的创作中得到展开。 在乡村振兴的语境之下，当前乡村题材电视剧聚焦乡村发展问题。象牙山(《乡村爱情》)、龙泉山庄(《刘老根》)、云间舍(《青恋》)等农村题材电视剧中描绘了诸多乡村新景观和发展新图景。这些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新乡村景观可以“引领一种不可预知的，超越平凡现实的理想镜像”，在一定程度上排解现实乡村发展的压力，使城乡失衡状态下的乡民“体验一种陌生且能够被感知的时代遮蔽处和生活褶皱处的曲折微妙，从而拓展一种新的非常态的生命体验”[8]。但与此同时，这种超越一般乡村面貌的影像创作暗含着对日常经验的夸大和想象，它更有可能形成一种“影像幻觉”，掩盖乡村社会的转型风险和分散状态，使人们忽视乡村现代化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导向影像空间对现实社会空间的僭越，甚至引起现实感与反思的缺席。从这一角度来看，乡村题材电视剧构建的影像空间实际上是一种“过度的超我想象的文本”空间，它反映乡村现实的社会功能和价值丧失了。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生产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他把空间生产看作是一个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重新建构的过程。当前乡村与城市的自我再生产能力存在显著差异，两者间的失衡是现代空间生产的重要影响因素。“城市化成为一种历史发展的社会大趋势之后，城市化的空间形塑又作为一种既定事实，反过来影响甚至规定社会、经济、文化的空间建构和发展趋势”[9]。乡村电视剧中的乡村城市化塑造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模式之上的。它不仅成为乡村影像空间生产的逻辑思维，同时也加强了城乡界限，隐喻差异性对于乡村现代性发展的渗透和支配。另一方面，“草根英雄”和“乡村精英”在乡村题材电视剧所聚焦的乡村发展中担当着重要角色。而从“乡土中国”到“离土中国”，现实社会中的乡村空心化伴生着文化空心化、人才空心化等诸多问题，乡村精英的现实“离场”将乡村发展置入了暂时无解的状态。 (二)奇观积聚的陌生化处理 电视剧是具有极强反映能力和现实基础的文艺类型，它以影像的方式提供了一种“与时代同时出现的秩序”。而当前我国乡村电视剧所搭建的影像空间呈现出一种陌生化，奇观积聚成为重要特色。身体是列斐伏尔“空间建筑学”的主要组成，“整个社会空间都从身体开始”[10]。以《乡村爱情》为代表，口吃、跛脚、大头等生理缺陷和外形体态上的特征成为塑造乡民形象的典型手法。这一类乡民形象借助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生成排他性，形成对淳朴、善良传统乡民形象的挤压。具有生理缺陷的身体作为乡村的物质实在形成身体语言，参与乡村空间叙事。身体的选择和塑造是生产性的，它生产社会空间、物质资料以及人类历史。“只有立足于最接近我们的秩序——即身体秩序，才能对遥远的秩序起源问题作出解释”[11]，对乡民身体缺陷的放大和喜剧化运用是对乡村窘态的扩大生产、对于乡民的他者观看和异化，影像空间的艺术处理隐喻着现实城乡关系的疏离和乡村现代性发展的困境。在这一语境中，猎奇替代怀旧，成为主要的叙事规则，文化与精神的溯源被断裂和想象所置换，陌生化的城乡关系和认知实际上建立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