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空心化”：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起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中享受了“人口红利”带来的好处，特别是具有政策优势的沿海地区，通过资本与大量内地廉价劳动力的结合，造就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一方面，沿海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外出打工”解决了很大一部分农民的经济收入问题，内地廉价劳动力也为沿海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另一方面，大量农民“外出打工”也给内地农村造成了双重伤害：一是内地企业发展“招工难”；二是农村“空心化”带来“三留守”、基层治理能力弱化、社会治安乱、家庭功能虚化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客观来讲，有些伤害对农村而言甚至是“毁灭性”和“不可逆”的，很多地方出现了“乡村衰退”现象。从表面来看，城镇化和“空心化”具有内在联系。究其根源，还是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1]，这种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工业主导农业、城市主导农村的不平衡发展战略[2]。其结果必然是，城市就业、公共服务的吸引力远大于农业就业对农民的吸引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农村逐渐从人口“空心化”演化为人口、土地、技术、产业、服务、文化和公共设施整体“空心化”，给农村社会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似乎成为全世界难以避免的“现代化陷阱”[3]。“空心化”导致的乡村衰退已经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需要在全球城市化进程中重视推进乡村振兴”[4]。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为了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带来的“空心化”和乡村衰退等问题，以期重塑中国城乡关系，实现城乡共存共荣、深度互嵌。着眼当前，乡村振兴成为解决区域、城乡、经济社会不平衡发展的抓手，整个经济重心将向深层破解“三农”问题转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的“空心化”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起点(乡村振兴需要人才，但是空心化的农村并没有人气)，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难点。 文章是问题导向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乡村振兴中，就民生问题论民生，能否解决民生问题？如果无法就民生问题论民生，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如何抓住乡村振兴的“牛鼻子”？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用“本土资本”解决本土问题，增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性？新意在于：第一，通过整合“三土资本”(本土精英、本土劳动力、本土资金)，引导外出打工者就地就近就业，恢复家庭的养老、教育功能，完善家庭治理，解决农村家庭虚化带来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恢复家庭治理在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功能。同时，在社会系统中研究家庭治理、乡村治理和国家治理体系之间的关系。第二，找到了乡村振兴的抓手。乡村振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片面、孤立地看问题。以“三土资本”的整合作为抓手和切入点，同时解决了乡村振兴中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基层治理能力建设等问题。第三，从“人口空心化”拓展到“社会资本网络空心化”，改变“空心村”治理中引入外来资本的常用策略，通过引入“内生变量”，发挥“本土资本”的比较优势与“长期参与人”①(Long Term Participant)功能，增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性，解决家庭虚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二、文献回顾与当前政策之反思 在社会运行系统中，“空心村”会带来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乡村振兴面临巨大挑战。(1)劳动力流出地的“用工荒”问题。由于本地农村劳动力外流，当地政府往往“招来商招不来工”[5]，长期来看对当地(本县、本市乃至本省)经济发展是毁灭性的，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2)农民外出打工导致“农民荒”，给现代农业发展带来空前挑战。(3)农村“三留守”带来的社会问题[6]：一是农村留守老人的自杀问题以及生活照料和医疗问题；二是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安全问题；三是农村留守妇女的安全和夫妻情感破裂问题；四是“空心村”的社会治安问题。(4)乡村衰落问题[7]：一是孝道的衰落；二是乡村文化的衰落[8]；三是乡村精英的流失导致的乡村治理困境[9]。 正是由于“空心村”会带来经济、政治、文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乡村振兴也应当坚持系统性、整体性思维和跨学科视角。研究农村“空心化”的文献，较早是从地理学角度入手，把“空心村”看作一种经济地理现象，着重探析其形成原因和农村住宅用地整治政策。随着农村“空心化”在我国广大地区呈蔓延加剧之势，逐渐引起了人口学界、社会学界、政治学界和经济学界的重视。人口学界和社会学界较多把农村“空心化”归结为“人口空心化”[10]；政治学界较多关注农村“空心化”下的乡村治理困境、农民组织化问题、农村“空心化”的形成及其治理逻辑等；经济学界对于农村“空心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空心化”对于粮食安全的挑战[11]、对于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负效应。 “空心化”必然会带来“三留守”问题，解决“三留守”问题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关于“空心村”的振兴与治理，目前存在几种主要观点：一是认为应当强化政府责任，提供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12]；二是认为应当强化家庭成员的责任，通过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就近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10]，解决异地城镇化带来的“三留守”问题；三是认为应当通过调整和完善各类土地权利，增加农村经济机会，遏制农村衰退[6]；四是认为应当以激活要素作为乡村振兴的关键，以壮大乡村经济作为主要抓手[13]，通过经济建设解决社会建设中的问题。 系统性思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深化改革要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这就提醒我们要防止片面、孤立地看问题，不能“就民生问题论民生”“就社会治理论社会治理”，割裂地看待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内在逻辑关系②。在“空心村”治理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政府的养老机构不能代替儿女给予的精神慰藉，专业人员的心理辅导不能代替父爱母爱，政府加强治安力量不能代替群防群治。那么，“空心村”的振兴究竟要走向何处？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外生性”机制无法从根源上解决“空心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③，如何寻找“内生性”机制便成为治本之道。近年来，已经有学者开始意识到，解决之道在于让外出的农民留下来，实现“就地城镇化和就近城镇化”[10]“就地就近就业”。法国经济学家萨伊认为，土地、劳动、资本是生产的三要素。后来，马歇尔把萨伊的生产三要素扩充为四要素，即劳动、资本、土地和组织(企业家才能)。同样，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空心村”的治理和振兴不仅要留住人(劳动力)，还要有土地、资金、企业家(本土精英)等其他要素，整合资源[13]、实现要素之间的优化配置[14]，才能留住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