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林毅夫等提出“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假说后，中国金融结构性问题开始受到学者们的重点关注。张成思和刘贯春采用1996至2012年间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验证了最优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相匹配的基本事实，并发现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最优金融结构是动态演化的基本规律。之后，张成思和刘贯春利用2004至2012年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96个国家构成的面板数据，再次实证检验了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的正向促进效应。龚强等的理论研究则表明金融结构必将随着产业结构变化而变迁的基本规律，他们特别指出，在中国经济以成熟制造业主导的发展阶段，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可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然而，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部分产业逐步接近世界技术创新前沿，金融市场的重要性将逐步显现。杨子荣和张鹏杨利用中国2001至2008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当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匹配时，方有利于促进产业增长；当金融结构与特定发展阶段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内生决定的产业结构相匹配时，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最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① 以上研究文献的经验发现和理论逻辑，为进一步探索中国情景下金融结构方面的重大问题，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借鉴。金融结构性问题已经成为中国金融体制深层次改革能否成功的核心问题，成为决定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目标能否实现的基础性问题。然而，仅仅从单个视角的实证研究，难以解释和分析当前发展阶段中的中国金融结构性问题，以及由此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依据长期的实地调研、观察和思考，本文将重点研究中国金融体制体系中所存在的比较突出的结构性矛盾问题，系统分析其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多重负面效应，并在分析中国金融体系结构性矛盾与改革困局内在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今后中国金融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起点与实施路径。 当前中国金融体制体系中多重结构性矛盾的主要表现 (一)金融结构性改革正成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问题 2018年以来，中国进入以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为主要目标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纵深阶段，无论是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主导的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角度来看，还是从提高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角度来看，关键一招就在于，要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然而，就中国的现实问题而言，当前金融体制体系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的内在矛盾非常突出，特别是金融体制面临诸多深层次改革困局，并且金融结构改革滞后的问题日益凸显，其与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之间的多重矛盾和内在不兼容现象愈加突出。因此，金融体制和金融体系的结构性改革，已经成为事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全面落实的“肠梗阻”问题，成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牛鼻子”关键制约点，成为构建创新型国家“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具体来看，当前中国金融体制体系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的矛盾，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通过“优化存量资源配置”途径促进旧动能转型升级渠道角度来看，既需要在高端生产设备、关键零配件、关键工艺、关键材料等方面，实现自主创新式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全面突破，也要加快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深度融合。特别是要通过“机器替代劳动”“AI替代简单流水生产线”等途径，促进传统制造业部门的产品质量全面提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可持续提升，既满足中国消费者收入提升和中产阶层规模扩大带来的消费结构向中高端升级过程中，对高质量、个性化、多样化、创新性产品的需求，也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促进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维持中国传统制造业产品的相对低成本和国际竞争力。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这些旧动能部门的各种形式的转型升级活动，均蕴含对长期投资资金的巨额需求，迫切需要中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能够提供较低成本的长周期外部融资资金的支持。然而，中国既有的以国有大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型金融体系，在普遍遵循过度风险保守型的经营行为和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策略的激励效应下，无法从根本上满足中国传统制造业部门各种形式的转型升级活动所内涵和需要的各种外部融资需求，导致商业银行货币创造渠道的受阻和失效，陷入仅仅利用宽松型的货币政策已经无法解决金融资金难以渗透到实体经济部门的困局。因而，这就必然极大地阻碍了中国传统制造业部门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转型升级活动，进而制约了中国培育和打造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地方新兴产业集群战略目标的实现。 另一方面，从依靠“扩大优质增量供给”途径，促进新动能培育壮大渠道角度来看，在当前中国消费升级所决定的需求侧向高端化逐步转移升级的状态下，迫切需要在新的供需关系下实现新的动态平衡，关键在于培育新动能、新产业和新业态，推进“制造强国”和“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针对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要促进自主创新能力体系的培育和提升，从而实现供给侧的结构优化和国际竞争力的全面提升。因此，在供给侧部门全面推行“制造强国”和“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既要在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的前提下，全面提升和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自主能力，特别是要实现前瞻性的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也要在事关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发展的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实现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全面突破，彻底解决制约以制造业为主的新动能培育壮大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桎梏。而无论是从实现基础研究方面的全面突破，还是从实施应用基础研究方面的全面突破，或是从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成果向应用开发研究、中间实验研究、工程化研究、商业化产业化等环节的转移转化过程来看，均需要各种前端后端的天使基金和私募投资基金、多层次的直接融资型资本市场，以及全能制的商业银行体系接力式的、全方位的外部融资支持。相反，中国现有的以国有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型金融体系和过度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市场体系，根本上无法匹配并满足微观企业部门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以及这些成果向应用开发研究、中间实验研究、工程化研究和商业化产业化等环节转移转化过程中蕴含的长周期的、较高风险的巨额外部融资需求。因而，这就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在供给侧部门中推进“制造强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等国家战略目标的实施，造成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远远滞后于总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在要求的重大现象。客观来看，中国供给侧结构性矛盾逐步聚焦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的内在矛盾和改革困局，金融结构性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败。而在供给侧已经不适应需求侧变化的形势下，金融结构性问题和困局对需求的抑制效应也必然逐步暴露出来。
